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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第一贤相——子产》第四十章 反对禳火 弗与玉器

第四十章 反对禳火 弗与玉器

我们的先人对“天”持有敬畏之心,出现任何天象都进行认真细致地观察研究,因而涌现出许多卓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也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观念,从而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在“天人感应”思想支配下,古人认为一些天象与人类社会有一种神秘联系,有些天象竟然会被认为是某些大人物或国家吉凶祸福的先兆。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当然,这是历史局限,是我们不能苛求的。

《左传》记载了一些罕见的天文现象,也记载了一些天文学家、星宿学家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判断。公元前525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意思是:冬季,彗星出现在大辰星西边,光芒四射,往东辉及银河。彗星出现,在古人思想观念里是重要社会现象的先期预报,而且是极其不好的兆头。鲁国有位叫申须的大夫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天象一定预示着人间吉凶。现在彗星对大火星进行大扫除,大火星再度出现必然散布灾难祸乱,各国恐怕会有火灾吧?” (孔疏:大辰为大火之次)

彗星,俗称“扫帚星”,至今还有不少迷信的人认为是不祥之物。申须大夫认为彗星出现于火星附近可能兆示:某些诸侯国会发生火灾。但他只是一种猜测,并未指定是哪些国家、何时发生。另一个名叫梓慎的大夫则断定:火灾必将于某日发生在宋、卫、陈、郑四国,而且不会超过大火星再次出现的那个月份。此人根据天文分野及五行学说,有过一大段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说,煞有介事。

而郑国的大夫裨灶说得更神,他郑重其事地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四个国家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我们用瓘(音同灌)、斝(音同家)、瓒三种玉器祭祀上天神灵,郑国一定会避免这场灾难。”不仅“预报”准确,而且有破解之法。

他说的这三种玉器实际使用价值是什么、到底各有什么功能呢?孔疏:“瓘,珪(音同归)也。斝,玉爵也。瓒,勺也。欲以禳火。”瓘,一种非常名贵玉器,祭祀时用它,以示崇敬。 “斝,玉爵也”,斝是酒杯;“瓒,勺也”,瓒是酒勺。裨灶大夫说用包括酒杯、酒勺之类这三种玉器祭祀火星,就可以达到消灾弭祸之目的。从他说话的语气看,好像已经“胜券在握”!

裨灶大夫的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自然是一种十分荒唐可笑的做法。但在当时,世人却未必如此看待,恐怕许多士大夫都会有这种主张。不然的话,这个裨灶大夫也未必胆敢用今天看来类似小儿游戏的举措,一本正经地向一国丞相如此这般进言献策,那可是国家大事。由此可见,当时迷信思想多么严重,而又多么正统!

但是,子产却很“另类”,他不相信那些无稽之谈,更不赞成这种做法。大约左丘明对申须、梓慎、裨灶三位大夫的意见是赞成并欣赏的,因而用大量篇幅记载三人的话,对子产则“惜墨如金”。裨灶要用那三种玉器禳火,《左传》仅仅写了四个字“子产弗与”。为什么“子产弗与”呢?杜注:“(子产)以为天灾流行,非禳所息故也。”将军认为:火灾是正常天灾,该发生时就发生了,不是经过祭祀祈祷就能使天灾止息,所以子产反对裨灶的做法。

子产“逆潮流而上”,不给裨灶大夫三种玉器让其祭神禳火。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子产无疑是正确的,由此也证明:子产的思想确实有科学的唯物倾向。然而,老天可不管什么“唯物”“唯心”,老天跟子产开了个玩笑,帮了裨灶们的大忙。果然不出星宿学家们“预测”,第二年(前524年)“夏五月”的某一天,宋、卫、陈、郑四国真的发生了火灾。

火灾的发生,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判断的准确无误,恰好是对后人所谓“左氏,……其失也巫”这一论断的再次印证。“左氏,……其失也巫”意思是,左丘明传《春秋》的缺点或失误之处,是喜好记述一些与“巫”有关的东西,即虚幻、离奇、荒诞不经的事情。这是后人对他的批评,这个批评是比较客观的。

不过,左丘明不愧是位伟大的史学家,他不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左传》如实记载了被梓慎断定“七日之内火灾必发生”的、公元前524年“夏五月”那七日的天气情况:“丙子,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意思是:从“丙子”那日起,“风”:刮起大风;连日不息,到第三天“戊寅”日,“风甚”:风越刮越大;连续又刮四天,到第七天“壬午”日,“大甚”:大风呈现癫狂肆虐之状。就是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这几个国家发生了火灾。

试想,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几个国家,即今河南省、山东省部分地区,周历“夏五月”,天干地燥,一旦狂风大作,稍有不慎,发生火灾,当为势所必然。今天不是还经常见到,春夏之际刮沙尘暴,不少地区经常因风灾发生火灾吗?

这一下,预言成真,星宿学家们理直气壮了,裨灶说:“如果不听我的话,郑国将会再次发生火灾。”郑国朝臣士大夫都倒向了裨灶一边,纷纷请求务必接受裨灶建议,可子产还是不答应,坚决不给玉器让裨灶祭神禳火。郑国重臣游吉坐不住了,他对子产说:“国家的玉器,'宝’,就是用来保护百姓民众的。如果再次发生火灾,国家就要灭亡了!人家有办法用它救亡,先生为什么那么吝惜那三种玉器呢?”

游吉的话里分明带有责备、怪罪的意思。裨灶的话可以不理,其他大夫的话可以不睬,但是,游吉的话可不能置若罔闻。游吉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有声望的郑国正卿,日后子产临终之时就把国政托付给了游吉,子产去世以后游吉也就成了辅政大臣,而且深得民心、颇有政绩。子产很耐心地地对游吉解释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意思是:



“天道距离人类远,人道才是切身之道,二者并不相及。我们能够知晓人道,可天道与人道不相类似,如何能由人道而推知、明白天道呢?(裨灶哪有那个本事知晓天道?)他预言宋卫陈郑发生火灾,不过是偶尔侥幸言中罢了!”



最终,子产也没有给裨灶玉器让其祭神禳火,郑国也没有再次发生火灾,裨灶大夫第二次的预言落空了。

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儒家思孟学派主张“天人相与”也即“天人合一”,荀子则主张“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是唯心主义,“天人相分”是唯物主义。子产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就是“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当代已故大学者杨伯峻先生根据子产“天道、人道不相及”的观点,说过这样的话:“子产这种否定天人关系,在当时确是伟大思想家。”杨先生的话是有权威性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戍国先生在他的《春秋左传校注·序》里做过如下评价:“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杨伯峻先生大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则成为《春秋左传》学的集大成之作,称得上该领域的第二块里程碑。”

子产认为天命是不能干预人事的,这种思想是很先进的,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却是“反潮流”的,是与主流社会的正统观点相背离的。裨灶大夫两次建议用三种玉器祭祀火星以禳火,第一次“子产弗与”,第二次“子产不可”。对这种“固执己见”的行为,时人很难理解,晋朝儒将杜预却给予充分理解。杜预将军的话,就是上边记述的:“(子产)以为天灾流行,非禳所息故也。”

现在都知道,火灾的发生与彗星、火星没有丝毫关系,是自然现象、是社会现象,只能预防,通过祭祀、祈祷是不可能消除火灾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社会斗争中得来的,也是来之不易的。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而反科学、伪科学的东西还经常沉渣泛起、蛊惑人心、扰乱社会,我们仍然有与反科学、伪科学作斗争的必要,而且,任务还相当艰巨!

火灾之前发生的事该说的都说了,对,还有一件小事不能遗漏。就在“(子产)遂不与。亦不复火。”之后,《左传》追述一件事情:火灾未发生之前,一位叫“里析”的大夫告诉子产:“将要发生大灾大难了,这样就会国民震动、国家灭亡。我将要死了,看不到这场火灾了。”大约他身体有病、很严重,估计自己不久于人世,说罢这话后很真诚地向子产建议:“及早把国都迁徙到别处,这场灾难或许会避免吧?”“迁都”可是大事,但他认为这样可以免灾。不管能不能免灾,人家也是好心好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子产并未拂了他的好意,对他说:“即便您说的可行,但我没有那样的能力,不足以定迁矣。”刚好火灾发生时,里析去世了,没来得及安葬,子产派三十人把他的灵柩转移到安全地带。

《左传》记载这件事,本意是说明国人对裨灶预言已深信不疑,且认为事体重大,国家将承受不起,必须迁都才能免灾。而我们除此之外,从中还读出了子产的“坚持”。子产确实具有“坚持”精神,譬如对于改革,他一生进行三次,第一次进行了三年,第一次、第二次相距三年,第二次、第三次相距二年,这三次改革是在八年之中完成的!前两次改革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但子产毫不退缩,坚持不懈进行改革。没有韧性、没有坚持精神是很难把这样艰难的事情进行到底的。这次对于裨灶预言,子产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任何人进言、无论“软”的“硬”的,他都不为所动。

正所谓“天道人道不相及”,老天不给子产一点面子,它可不管你什么坚持不坚持,你们吵你们的,各行其道,我老天该散布火灾只管散布火灾。面对无情大火,子产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救火当中还发生了哪些事情呢?请看第四十一章 全力救火 不忘战备。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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