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一贤相——子产》第四十章 反对禳火 弗与玉器

第四十章 反对禳火 弗与玉器

我们的先人对“天”持有敬畏之心，出现任何天象都进行认真细致地观察研究，因而涌现出许多卓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也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观念，从而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在“天人感应”思想支配下，古人认为一些天象与人类社会有一种神秘联系，有些天象竟然会被认为是某些大人物或国家吉凶祸福的先兆。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当然，这是历史局限，是我们不能苛求的。

《左传》记载了一些罕见的天文现象，也记载了一些天文学家、星宿学家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判断。公元前525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意思是：冬季，彗星出现在大辰星西边，光芒四射，往东辉及银河。彗星出现，在古人思想观念里是重要社会现象的先期预报，而且是极其不好的兆头。鲁国有位叫申须的大夫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天象一定预示着人间吉凶。现在彗星对大火星进行大扫除，大火星再度出现必然散布灾难祸乱，各国恐怕会有火灾吧？” （孔疏：大辰为大火之次）

彗星，俗称“扫帚星”，至今还有不少迷信的人认为是不祥之物。申须大夫认为彗星出现于火星附近可能兆示：某些诸侯国会发生火灾。但他只是一种猜测，并未指定是哪些国家、何时发生。另一个名叫梓慎的大夫则断定：火灾必将于某日发生在宋、卫、陈、郑四国，而且不会超过大火星再次出现的那个月份。此人根据天文分野及五行学说，有过一大段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说，煞有介事。

而郑国的大夫裨灶说得更神，他郑重其事地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四个国家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我们用瓘（音同灌）、斝（音同家）、瓒三种玉器祭祀上天神灵，郑国一定会避免这场灾难。”不仅“预报”准确，而且有破解之法。

他说的这三种玉器实际使用价值是什么、到底各有什么功能呢？孔疏：“瓘，珪（音同归）也。斝，玉爵也。瓒，勺也。欲以禳火。”瓘，一种非常名贵玉器，祭祀时用它，以示崇敬。 “斝，玉爵也”，斝是酒杯；“瓒，勺也”，瓒是酒勺。裨灶大夫说用包括酒杯、酒勺之类这三种玉器祭祀火星，就可以达到消灾弭祸之目的。从他说话的语气看，好像已经“胜券在握”！

裨灶大夫的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自然是一种十分荒唐可笑的做法。但在当时，世人却未必如此看待，恐怕许多士大夫都会有这种主张。不然的话，这个裨灶大夫也未必胆敢用今天看来类似小儿游戏的举措，一本正经地向一国丞相如此这般进言献策，那可是国家大事。由此可见，当时迷信思想多么严重，而又多么正统！

但是，子产却很“另类”，他不相信那些无稽之谈，更不赞成这种做法。大约左丘明对申须、梓慎、裨灶三位大夫的意见是赞成并欣赏的，因而用大量篇幅记载三人的话，对子产则“惜墨如金”。裨灶要用那三种玉器禳火，《左传》仅仅写了四个字“子产弗与”。为什么“子产弗与”呢？杜注：“（子产）以为天灾流行，非禳所息故也。”将军认为：火灾是正常天灾，该发生时就发生了，不是经过祭祀祈祷就能使天灾止息，所以子产反对裨灶的做法。

子产“逆潮流而上”，不给裨灶大夫三种玉器让其祭神禳火。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子产无疑是正确的，由此也证明：子产的思想确实有科学的唯物倾向。然而，老天可不管什么“唯物”“唯心”，老天跟子产开了个玩笑，帮了裨灶们的大忙。果然不出星宿学家们“预测”，第二年（前524年）“夏五月”的某一天，宋、卫、陈、郑四国真的发生了火灾。

火灾的发生，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判断的准确无误，恰好是对后人所谓“左氏，……其失也巫”这一论断的再次印证。“左氏，……其失也巫”意思是，左丘明传《春秋》的缺点或失误之处，是喜好记述一些与“巫”有关的东西，即虚幻、离奇、荒诞不经的事情。这是后人对他的批评，这个批评是比较客观的。

不过，左丘明不愧是位伟大的史学家，他不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左传》如实记载了被梓慎断定“七日之内火灾必发生”的、公元前524年“夏五月”那七日的天气情况：“丙子，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意思是：从“丙子”那日起，“风”：刮起大风；连日不息，到第三天“戊寅”日，“风甚”：风越刮越大；连续又刮四天，到第七天“壬午”日，“大甚”：大风呈现癫狂肆虐之状。就是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这几个国家发生了火灾。

试想，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几个国家，即今河南省、山东省部分地区，周历“夏五月”，天干地燥，一旦狂风大作，稍有不慎，发生火灾，当为势所必然。今天不是还经常见到，春夏之际刮沙尘暴，不少地区经常因风灾发生火灾吗？

这一下，预言成真，星宿学家们理直气壮了，裨灶说：“如果不听我的话，郑国将会再次发生火灾。”郑国朝臣士大夫都倒向了裨灶一边，纷纷请求务必接受裨灶建议，可子产还是不答应，坚决不给玉器让裨灶祭神禳火。郑国重臣游吉坐不住了，他对子产说：“国家的玉器，'宝’，就是用来保护百姓民众的。如果再次发生火灾，国家就要灭亡了！人家有办法用它救亡，先生为什么那么吝惜那三种玉器呢？”

游吉的话里分明带有责备、怪罪的意思。裨灶的话可以不理，其他大夫的话可以不睬，但是，游吉的话可不能置若罔闻。游吉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有声望的郑国正卿，日后子产临终之时就把国政托付给了游吉，子产去世以后游吉也就成了辅政大臣，而且深得民心、颇有政绩。子产很耐心地地对游吉解释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意思是：



“天道距离人类远，人道才是切身之道，二者并不相及。我们能够知晓人道，可天道与人道不相类似，如何能由人道而推知、明白天道呢？（裨灶哪有那个本事知晓天道？）他预言宋卫陈郑发生火灾，不过是偶尔侥幸言中罢了!”



最终，子产也没有给裨灶玉器让其祭神禳火，郑国也没有再次发生火灾，裨灶大夫第二次的预言落空了。

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儒家思孟学派主张“天人相与”也即“天人合一”，荀子则主张“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是唯心主义，“天人相分”是唯物主义。子产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就是“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当代已故大学者杨伯峻先生根据子产“天道、人道不相及”的观点，说过这样的话：“子产这种否定天人关系，在当时确是伟大思想家。”杨先生的话是有权威性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戍国先生在他的《春秋左传校注·序》里做过如下评价：“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杨伯峻先生大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则成为《春秋左传》学的集大成之作，称得上该领域的第二块里程碑。”

子产认为天命是不能干预人事的，这种思想是很先进的，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却是“反潮流”的，是与主流社会的正统观点相背离的。裨灶大夫两次建议用三种玉器祭祀火星以禳火，第一次“子产弗与”，第二次“子产不可”。对这种“固执己见”的行为，时人很难理解，晋朝儒将杜预却给予充分理解。杜预将军的话，就是上边记述的：“（子产）以为天灾流行，非禳所息故也。”

现在都知道，火灾的发生与彗星、火星没有丝毫关系，是自然现象、是社会现象，只能预防，通过祭祀、祈祷是不可能消除火灾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社会斗争中得来的，也是来之不易的。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而反科学、伪科学的东西还经常沉渣泛起、蛊惑人心、扰乱社会，我们仍然有与反科学、伪科学作斗争的必要，而且，任务还相当艰巨！

火灾之前发生的事该说的都说了，对，还有一件小事不能遗漏。就在“（子产）遂不与。亦不复火。”之后，《左传》追述一件事情：火灾未发生之前，一位叫“里析”的大夫告诉子产：“将要发生大灾大难了，这样就会国民震动、国家灭亡。我将要死了，看不到这场火灾了。”大约他身体有病、很严重，估计自己不久于人世，说罢这话后很真诚地向子产建议：“及早把国都迁徙到别处，这场灾难或许会避免吧？”“迁都”可是大事，但他认为这样可以免灾。不管能不能免灾，人家也是好心好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子产并未拂了他的好意，对他说：“即便您说的可行，但我没有那样的能力，不足以定迁矣。”刚好火灾发生时，里析去世了，没来得及安葬，子产派三十人把他的灵柩转移到安全地带。

《左传》记载这件事，本意是说明国人对裨灶预言已深信不疑，且认为事体重大，国家将承受不起，必须迁都才能免灾。而我们除此之外，从中还读出了子产的“坚持”。子产确实具有“坚持”精神，譬如对于改革，他一生进行三次，第一次进行了三年，第一次、第二次相距三年，第二次、第三次相距二年，这三次改革是在八年之中完成的！前两次改革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但子产毫不退缩，坚持不懈进行改革。没有韧性、没有坚持精神是很难把这样艰难的事情进行到底的。这次对于裨灶预言，子产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任何人进言、无论“软”的“硬”的，他都不为所动。

正所谓“天道人道不相及”，老天不给子产一点面子，它可不管你什么坚持不坚持，你们吵你们的，各行其道，我老天该散布火灾只管散布火灾。面对无情大火，子产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救火当中还发生了哪些事情呢？请看第四十一章 全力救火 不忘战备。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