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strong
截至2021年3月,国内药企已经累计申报30款ADC新药和1款免疫毒素。随着百奥泰相继终止HER2 ADC与Trop2 ADC,再次引发了业界对国内ADC技术差异化的关注。 ADC药物的技术差异化不外乎体现在靶点和抗体本身、linker、毒素、偶联位点。ADC的爆发主要是在2018年之后,此前仅有的几款ADC药物包括辉瑞的Besponsa和Mylotarg、罗氏的Kadcyla和Seattle的Adcetris等。靶点首选容易内化的靶点,Linker分为可裂解linker和不可裂解linker。 常用的毒素包括微管抑制剂、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等。 早期的ADC药物市场表现不及预期,Adcetris上市多年刚刚达到10亿美元级别,Kadcyla在赫赛汀之后二线之后也勉强达到20亿美元级别。 第一三共几乎一己之力重塑了业界对ADC药物前景的预期,这源于其独特的药物设计和优异的临床数据,并拓展至乳腺癌之外的HER2阳性胃癌等领域。不同于Kadcyla,DS-8201偶联位点为半胱氨酸,DAR为7-8,高于Kadcyla的3.5。 DS-8201的偶联更加均一,而非Kadcyla的宽分布。 DS-8201采用可裂解linker,不用于kadcyla的不可裂解linker。 同为拓扑异构酶抑制剂,改造后的DXd活性比SN-38强10倍左右。 由于采用可裂解linker,DXd被切掉后可以穿透细胞膜进入旁边癌细胞,发挥bystander effect(旁观者效应)。同时,DXd的血浆半衰期更短,保证了毒性更小。 由于在各个环节都做了合理设计,第一三共由此想要打造最完美的ADC技术平台,并成功与阿斯利康达成超百亿美元合作协议。 国内方面,整体上公开信息有限,仅部分企业的技术充分公开。百奥泰采用的是类似Kadcyla的设计,不可裂解linker,美登素类似物毒素,但偶联位点由赖氨酸变为半胱氨酸。荣昌生物的ADC技术类似于Seattle geneticis,都采用mc-VC-PABC可裂解linker,毒素均为MMAE,偶联位点为半胱氨酸,DAR为4左右。由于采用可裂解linker,RC48表现出明显的旁观者效应。不同于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环境,如安斯泰来、Genmab使用类似技术都来自Seattle的授权,国内很多ADC技术则为微调型技术。 Ambrx的ADC技术为基于非天然氨基酸(pAF)的定点偶联技术,DAR=2,ARX788早期临床表现出极佳的治疗潜力。Ambrx采用不可理解linker,DAR仅为2。 pAF-AS269的肟键极其稳定,体内代谢产物仅有pAF-AS269,而无游离毒素AS-269。pAF-AS269可以被HER2阳性细胞高效内吞和释放,从而极大提高了有效性与安全性。 ARX788的案例表明,第一三共的可裂解linker、强旁观者效应和高DAR值并非ADC设计的唯一优化途径。如果ARX788在后期临床再现辉煌,将有力证明ADC的研发可以有更多优化方向。 除自主研发外,百济神州引进Ambrx的定点偶联技术,美雅珂引进了糖定点偶联技术,昭华生物引进Concortis Biosystem的ADC技术。更多的则是产品引进为主,包括基石药业(LCB的ROR1)、领路药业(ADC Therapeutics)、云顶新耀(Immunomedics的Trop2)、华东医药(Immunogen的FRα)、百济神州(Zymeworks的HER2双抗ADC)等。 更多国内企业的ADC技术披露有限,披露信息已经在表中列出,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除了转肽酶( NBE等,被勃林格殷格翰14.3亿美元收购。轻重链末端LEPTG GGGGG-毒素,通过转肽酶偶联)、糖工程的定点偶联等ADC技术外,该领域更引人注目的是全新机制的肿瘤免疫版ADC。 传统的ADC药物为抗体 毒素,近年来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则大力研发抗体 肿瘤免疫小分子药物,包括TLR激动剂、STING激动剂等。在机制上,这类ADC更类似于双抗或抗体-细胞因子融合蛋白等。 Immunesensor主要基于陈志坚院士的研究,技术路径则为将STING激动剂偶联到抗体上,保证肿瘤靶向性。在其公开的两款专利中,STING激动剂分别被偶联到PD-L1抗体、EGFR抗体和HER2抗体上。 Mersana公司同样研发抗体-STING偶联药物。 Silverback的ImmunoTAC技术即将TLR8激动剂偶联到抗体上,如靶向HER2的SBT6050. Bolt的IASC技术全称Immune-stimulating antibody conjugates,结构上为抗体偶联TLR7/8激动剂。 Sutro的iADC技术则将毒素与TLR激动剂同时偶联到抗体上,临床前研究显示出比ISAC技术更强的抗肿瘤活性。 总结上一篇
修心!(写的真好)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