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中国面临国际环境的变与不变
张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当前国际形势持续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迫切要求人类改变发展范式；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智能化使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产生重大转变，催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变革，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美国发起了针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战略；新冠疫情也给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样一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还是不是处在战略机遇期，又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
《领导文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自身所处国际环境有何重大判断？这些判断有无阶段性特征？
张蕴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判断是有阶段性特征的，同时我们所有大的政策改变，都是建立在我们对国际环境的重大判断的基础上。
我认为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决定改革开放。当时我们的一个重大判断就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我们判断新的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可以争取和平发展环境。这个判断代表着两种含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主要精力转向发展经济；另一个是我们主动开拓外部关系，创建对我国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积极地推动改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主要是改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时加强对外开放，而且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也逐步地改变了当时我们所处的发展环境，由封闭走向了世界。 第二个阶段就是90年代我们经过谈判努力争取加入WTO，同时也积极开拓对外关系，进入世界市场。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开拓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机会，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2000年完成了谈判，加入了WTO，由此，取得了进入世界市场的入场券。有了这个基础，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空间扩大，加强了与外部的联系。 第三个阶段是从新世纪以后，我们到了一个发展、提升、创新的阶段。特别是“十四五”规划，中国确立了“双循环”新发展战略，减少对外部市场拉动经济发展的依赖，创建并利用好国内市场的能力来支撑中国的发展，以自身的发展深化与外部的联系。这样，中国的发展由以前的外部动力为主，转变为内部动力为主，靠创新发展提升国内和国外联系的能力。“双循环”是新世纪以来我们进行的大的调整，也是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发展定位，也与外部的国际环境变化相适应。《领导文萃》：
“十四五”规划提到，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该如何理解？
张蕴岭：我认为战略机遇期的含义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内部方面，就是指自己本身的定位，对于自身发展是不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前面提到中国进入了以国内市场为主的新发展战略，靠动员国内消费和创新的双机制来发展经济。我们对未来有明确的规划，就是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目标和为此采取的政策措施提供了自我定位的战略机遇期的基础。 外部方面，是指外部的国际环境。中国是一个和世界经济高度接轨的经济体，所以外部环境对我们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外部环境变了，国际环境的战略机遇期还有吗？我认为，变的是局部，不是全部。美国力图把世界与中国分开，这在局部可能有影响，但大部分不开，就是美国自身也与中国分不开，中国的空间还很大，世界大多数国家需要与中国发展关系。 新科技革命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机遇期的环境。外部环境的一个机遇就是科技革命在世界的发展，拉动新的一轮增长、新的一轮创新。如果说过去的科技革命，中国是被动去衔接的，主要还是在利用外部的科技发展，那么这一次我们应该是具备了自己创新的能力，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在信息数字方面，我们是走在前面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在世界市场中发挥作用，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创建新的环境。 还有，尽管存在诸多矛盾冲突，特别是大国竞争使得发生战争的风险增加，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大国，不希望发生大的战争，希望维护和平的大局。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团结其他国家，维护稳定的大局。发展中国家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不希望发生战乱，也不希望世界分裂。 与以往不同，如今几乎没有国家愿意加入对抗性集团，助推对抗和引发战争。尽管美国极力组建基于价值观的团队，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但支持与中国对抗的国家甚少，都愿意继续维护与中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世界市场开放大局，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大局，还是主流意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格局还是有望保持的。《领导文萃》：
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仍在持续和深化，请问从国际环境的角度考虑，疫情对中国有何影响？
张蕴岭：新冠疫情对中国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是疫情的扩散导致我们必须采取限制措施，导致国内很多正常的人际交流、经济交往、经济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其次，疫情是涉及全世界的，导致我们跟外部的很多正常的联系都被阻断了，而且疫情又是久拖不解，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消除，所以当前的一些隔离限制措施还会持续。尽管一些报告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对比较高，但是要看到这种高增长是相对于以前那种负增长、零增长的情况来说的，是一种恢复性的。疫情的影响还体现在：许多企业一旦陷入停顿，债务增长，市场丢失，供应链断裂。这些需要重建，许多可能难以再恢复起来。 从整体形势考虑，如前面提到的，各个国家在疫情暴发之后都在反思，在开放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国家的发展安全问题。我们自身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外部的世界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原来的一些正常的渠道、正常的交往、正常的分工，特别是一些技术的合作，可能都会被其他国家借发展安全的考虑进行限制。特别是美国推动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会制定各种限制措施。 再次，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势头在扩大，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许多国家出于对中国的担心，可能会以发展安全为理由对中国的公司进行限制，对中国参与的承包、投标等活动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像印度，就以安全为理由对中国的投资采取诸多限制。还有，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合作机制可能会“空心化”，即缺乏实际的合作内容。比如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美国不再那么投入，更重视印太战略；还有金砖合作机制、印度对华政策、南非国内局势也会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 面对当前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过于悲观。尽管每个国家都受到了疫情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世界开放的大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所谓逆转，就是指对外开放不再是政策的主导趋势了，不再推动多边体制了，不再推动区域的发展了。 事实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下降主要还是疫情本身造成的。各国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能关起门来，世界需要维护开放与合作的大趋势。你可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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