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应对低生育老龄化？

编者按：本文为智本社经济学社课程《人口经济学》的第二讲《02 | 日本：老龄化、低增长、高储蓄与高负债》。

上一讲关于低生育老龄化的三个合理因素和三个不合理因素，是我们分析人口问题的基本框架。这一讲，我们用这个基本分析框架来分析日本的低生育、老龄化，尝试揭开“日本增长陷阱”的谜题。

如今，日本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国家。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就说明这个国家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了。而日本的老龄化程度远比这个标准高得多【1】：

2016年，日本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为33.7%，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为27.3%。老年抚养比达到45.2%，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劳动人口要赡养0.45个65 岁以上的老人。

另外，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47年超过4持续下降到2005年的低点1.26。未满15岁青少年的占比从1947年的35%，下降到2015年的12%左右。

从这些数据来看，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低生育老龄化国家。为了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日本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台了《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三部法律，开始建立全民年金、全民保险的保障制度。

现在，日本老人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相当完善，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人保健以及介护保险。

养老保险中，最基础的是国民年金，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从 2017 年开始，参保者每个月需缴纳 16,900日元，国家财政会负担另外一半的费用。2017年，日本国民年金每月最高可领取64941日元，大约相当于4000元人民币。

养老保险的另外一部分是厚生金。这部分保费是按工资固定比例的18.3%来缴纳的，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目前覆盖人群为63%。

2017年，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退休后每月可领取的国民年金和厚生金加起来一共超过22万日元，大概相当于1.36万人民币。所以，日本的老年家庭收入其实不低。

但是，随着日本老龄化进一步加剧，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日本社保及财政也面临重重压力。

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过去15年内增加了50%，其中老龄化相关支出占比从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并且，由于年轻人比例减少，养老金参保人和受益人之比由1987年的2.85下降到2016年的1.38。领钱的人变多，交钱的人变少，这导致日本养老金账户余额在21世纪初达到高点后开始下滑。【1】

所以，近些年日本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社保基金不足的问题：

办法一是延迟退休。2001年，日本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男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3年的65岁，女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8年的65岁。

推迟退休后，日本老年人就业率持续上升。2009 年之后，60-64岁的老人就业率甚至超过了 15 岁以上全体居民的就业率；【1】

办法二是加税，日本在2012年将消费税从原来的5%提高到8%。2015年又提到10%。征收来的消费税主要用于社保支出。

第三个办法就是借债。1990年泡沫危机后，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借钱充实养老金账户。在2021年预算案中，日本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为35.8万亿日元，占当年政府总支出的33.6%，除去债务相关支出和再分配支出后，占政府一般开支超过50%。

借钱充实养老金导致日本政府负债率迅速上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政府负债率还在75%以下。之后快速上升，如今日本政府负债率高达200%，是全球负债规模最大的国家。

日本政府借钱的方式，叫财政赤字货币化，通俗来说就是央行放水。日本央行在2001年就开启了全球首次量化宽松，直接采购国债，为日本政府融资。如今，日本央行是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持有比例达到50%。截至到2019年末，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高达481万亿日元，约占总资产规模的 84%左右。【2】这意味着日元的抵押资产大部分都是国债。

日本央行大规模购买国债，意味着货币持续扩张。2020年4月，日本M2规模高达12万亿美元，而2000年不过5万多亿。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从低生育、老龄化这个角度找到一条理解日本经济的主线：

随着低生育、老龄化加剧，日本养老费用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日本政府只能扩张国债为社保基金融资，所以负债率持续上升；日本政府的国债被日本央行直接采购，又导致货币大幅扩张；于是，大量货币滞留在银行，形成了长期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局面。

所以，过去30年，日本的经济现象可以概括为“低生育、老龄化、高负债、高货币、高储蓄、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这种现象被称为“日本增长陷阱”。

如今，“日本增长陷阱”非常具有代表性，欧美世界似乎也正在日本化。2020年疫情期间，美联储将利率下降到零，同时大规模购买国债，其资产负债表正在往日本的方向走。但是，这种模式其实是十分危险的。换一个新兴国家，按日本这种负债率，汇率早已崩盘。

那么，“日本增长陷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人认为，日本经济低增长主要是低生育、老龄化导致的。低生育导致劳动力减少，经济产值下降；老龄化则导致储蓄增加，消费不振，所以日本经济才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这种观点是不完全成立的。我们通过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低生育老龄化的三个合理因素。

日本低增长、老龄化一定程度上是家庭自然选择的结果。日本家庭减少了生育数量，但是提高了养育质量，大大提升了日本的人力资本，也推动了日本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

所谓数量型增长，主要指只有劳动人口增加，劳动效率却没有明显提升，这就是数量型增长。数量型增长的动力来自规模庞大、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主要是依靠吸引美国技术与资本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那时日本经济增长就属于数量型增长。

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遭遇滞涨危机，开始转型升级。1990年代日本又遭遇泡沫危机，企业遭遇重创，在这两次危机之下，日本企业努力向核心技术和全球化两个方向转型升级并取得了成功。

所以，从日本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长就要靠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从数量型增长转变为效率型增长。效率型增长靠的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力资本。日本家庭的生育自然选择虽然降低了人口数量，很多家庭放弃二胎、三胎，而将更多的时间与金钱投入到一孩的培养上，这促进了整体人力资本的提高，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本。

日本政府在人力资本方面也积极投入，于1995年制定了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侧重增加有竞争力课题所需经费，并提出要培养1万个课题研究青年负责人。从结果来看，日本已经连续近20年每年都有诺贝尔奖得主。

如今，日本在工业前沿的十几个领域稳居全球前三名，在大型核电、新能源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等方面都建立了全球竞争优势。

概括起来，最近三十年日本生育率下降，其实并未降低日本企业的科技竞争力。相反，人口数量下降后，日本家庭、企业和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现有的人力培育上，提高了人力资本，大大增强了日本企业的科技竞争力。这就是第一讲中，我们讲到的家庭的微观生育选择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力量的关系。家庭生育的自然选择是最佳的繁衍模式，对个人、家庭、企业和国家都是最有利的。

好的，讲完合理的部分，我们再来讲不合理的因素。日本人口问题有没有不合理的因素呢？当然有，而且很严重。日本为什么会陷入高负债、高货币的“陷阱”呢？至少有两大因素产生了扭曲：

第一个是社保制度。

社保制度是一种强制储蓄制度，由政府来分配这部分资源，这就容易引发公地悲剧。具体表现是所有人都有搭便车的动机，大家都希望少干活、少交钱，多领养老金，最后的结局通常就是养老金余额不足。

如今，在这种公共养老金制度下，全球都面临退休推迟的难题，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之一，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也很高，但是退休年龄很难随着寿命的延长而推迟。为什么呢？因为推迟退休年龄意味着人们要多干活多缴纳养老金，而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就减少了。所以，大部分人都反对延迟退休。

在退休制度改革之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但日本人平均寿命却超过了80岁，这意味着日本人退休后领取社保的时间长达20多年。

这就导致两大问题：一是个人缴纳的社保费用无法完全支撑其老年生活，多余部分只能由政府财政垫付，导致政府债务高企。第二大问题是，很多人过早退休，劳动力资源被浪费。当然，近些年随着退休时间的延迟，日本老年人就业数量明显增加。

第二大扭曲因素是，央行大规模的超发货币，日本政府大规模地借钱。

早在1990年的泡沫危机之前，日本央行就大规模降低利率，吹大了房价泡沫。泡沫崩溃后，重创了日本家庭的财富，不少家庭破产，这大大削减了日本的生育储蓄和养老储蓄。

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的生育率持续下滑。同时，日本走向老龄化，家庭储蓄被削减后，日本家庭更加依赖于政府养老。所以，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借债来维持持续扩大的公共养老金。

从2000年开始，日本央行不断地购入国债，不断地给日本的养老金融资。货币超发和财政扩张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价格和经济结构，导致资产市场通胀，实体经济通缩。大量资本留存在资本市场，而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中。这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家庭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削弱了生育和养老的能力。

当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日本家庭的整体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日本的贫富差距也没有很大。总体来说，日本依然是全球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企业负债率在过去几十年也基本没有变化，甚至有所下降。换言之，日本是政府负债累累，但是家庭、企业的负债率并不高。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日本是希望通过央行印钞、政府借债的方式，来度过低生育、老龄化的难关。目前，这种方式正在被很多国家所效仿。但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国家的经济硬实力要足够强大，否则国家经济就容易崩溃。即便是日本，也不能过度透支国家信用，这并不是可取之道，只是权宜之计。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日本的低生育老龄化存在合理的一面，那就是家庭的自然选择虽然让人口数量下降了，但是人口质量提升了，这是日本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养老金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扭曲了日本的生育与养老，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维持老龄化高福利社会。这种做法维持了老年人家庭的当下生活，但是却牺牲了劳动家庭和长期增长。

好的，本讲就到此结束了，请进入下一讲《03 |德国：低生育、低工时、高工资与高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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