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20所大学，迎来120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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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只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积弊”，试图效法明治维新，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以救亡图存。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兴学校做起，“西学重于西语，人才重于一技一艺”，大力呼吁发展新式教育。于是，天津海关道盛宣怀1895年奏请光绪皇帝，在天津创立“北洋西学学堂”，效法西方模式，开创办新式“大学”之先河。
1896年，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明确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康有为也向光绪帝指出：“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而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让举国自上至下达成了改革的共识，体现在教育上，便是全国各地都纷纷创办起新式学堂。也就是在1902年，中国开启了近代学校制度的建设。
1900年，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合影，背景为大学堂藏书楼，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这年，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一系列变故影响，大学堂遭严重破坏以致停办。直到1902年，清政府才得以重建京师大学堂，并开设仕学馆、师范馆
1902年，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遵照“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的旨意，“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在8月拟定了我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由于1902年为农历壬寅年，所以又称其为“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宗旨，确立了与西方学制基本相同的现代学制基础框架。小、中、高等教育，共3段7级，自5岁入蒙学堂至大学堂毕业，共计20—21年。其中高等教育分3级，第一级为高等学校和大学预备科，为升入大学做准备；第二级为大学堂，分7科（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业、商业和医术）35目，基本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学院和系别，修业3—4年；第三级为大学院，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学府，无一定学习年限，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就此看来，“壬寅学制”确实是规划了初中高三段学堂体系和普通、师范、实业三类学堂体系，对于这一阶段各学堂建章立制是有指导之功的。如果说“壬寅”还是内测版，那“癸卯”则是正式版，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在全国实施的学制体系。
重新出炉的“癸卯学制”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调整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入学年龄、修业时长等等。在大学堂部分，对每门学科讲授内容和课程、放假制度、学费等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张之洞要求，“癸卯学制”下，全国学堂都要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标准，这就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在大学堂的分科设置中，“壬寅”将经学和理学划分在文学科中，而癸卯则将经学单独立为一科，并划分为11门，足见重视。虽然“癸卯学制”依然提出“无论何等学堂，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教育本质上仍以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为核心，但近代教育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近代大学就在新式学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起来了。
“师大”徽章，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木铎”是经常出现在师范教育文化中的元素，该徽章图案也一直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及其前身的校徽标志物
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本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先行者，但办学却在清末的一系列社会危机下一度中断。直到1902年1月，清廷才有能力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张百熙考虑到“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便增设速成科，分两门：仕学馆、师范馆。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开学，师范馆录取学生共79名。
如维新派重视教育，所以兴学堂，而兴学堂，便要有教师。1896年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就批评洋务派办的学堂，不懂得师范教育的重要：“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他还在《论师范》中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可见，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已经牢牢构筑在新时代仁人志士的理念里。为此，让同样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张百熙，来创设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就显得水到渠成。
按大学堂章程规定，30岁以内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都可以报考师范馆，各省也可以保送，但需具备“三代籍贯年貌履历”。考试科目包括：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比例开方代数、物理、化学、外国语等 8门。但有一些教育落后地区，虽屡经考试、数理化诸科并无及格者，因此一直没有选送，可见师范馆当时的筛选十分严格，毕业生含金量不低。
师范馆共开设有14门课：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等等。如地理学试题：“中国沿海之地如旅顺、如威海、如胶州湾、如舟山、如大鹏峡、如香港，均极好屯泊之处，试略言其形势。”外国史学题：“欧洲名将三，其一曰亚历山大，其一曰罕尼伯勒，其一曰拿破仑。三者将略因时各有殊致而亦有所短长，能各疏其梗概否？”教育管理者在加强师资一事上也是不遗余力。张百熙就曾通过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13所学校的书目，拿来参考编写教材；而为配合学校请来的日本教习，师范馆学生除学习英语外，还必须兼修日语。
1904年，随着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并入进士馆迁出，师范馆便独自占据北京景山之东马神庙的校址运行了。1907年，师范馆第1期共100名学生毕业，次年，依照前面提及的“癸卯学制”，师范馆脱离京师大学堂，独立建制，后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其盛大的开学典礼上，张之洞发言：“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师范专业本就于教育中有领航之姿，在中国师范教育领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更如张之洞所言，有“众星拱北斗”之势。在历经191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1929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变迁后，在1949年北平解放后，该校复用“北京师范大学”之名。如此一脉相承，让今日北京师范大学在高师院校中的“领头雁”姿态更有所踪。1908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所选定的厂甸五城学堂校址，也正是北京师范大学在1952年前一直在使用的校址。
在此期间，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师生被迫西迁，参与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整体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下设的教育学院。1939年8月，联合大学解散，该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办学，为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打开了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师范大学回归，西北师范学院则在1958年改称甘肃师范大学，1988年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是以，如今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前身皆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二者同根同源，甚至校徽都采用了相同的指代教师的“木铎”元素，以示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古路坝大教堂，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城南，始建于1888年，是当时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1938年，聚集了诸多教育资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其中由原北平师范大学等改组成的教育学院为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其工学院则以古路坝教堂为校址，后与其他三校工学院组成国立西北工学院，即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
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堂，是清末教育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联系这两年各种先进学制的出台，实际上是一场覆盖管理制度、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等各个方面的重构。诏书下达后，多数省会立刻行动起来，有的是在省城书院的基础上改设大学堂，有的则是基于新学制成立全新学校。1902年成立的一些省会大学堂，延续到今天也是现代先进教育资源在地方的汇聚之所。如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大学堂、贵州大学的前身贵州大学堂、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大学堂、广西大学的前身广西大学堂等，这些学校都以1902年建立大学堂的契机为源追溯校史，在今年迎来了120周年校庆。在诸多大学堂中尤为瞩目的，是借此机会成长，并在20世纪初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并肩开创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先河的山西大学堂。
相比于那些经由书院改建的大学堂较多继承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1902年在新政推动下新建的大学堂则较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山西大学堂特殊之处在于，其兼具改建与新建成分，继承和创新并举。
20世纪初山西大学堂校址全景。1902年，山西大学堂开始兴建，1904年校址落成，其主楼坐北朝南，由主楼及两侧翼楼组成，建筑风格中西结合。1954年，山西大学由侯家巷旧址迁入坞城路现址，山西大学堂旧址教学主楼几经辗转，现由太原师范学院管理和使用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对山西虎视眈眈。1901年初，法国军队攻占娘子关，山西新任巡抚岑春煊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协助其解决教案和商务问题。李提摩太在给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奕劻的解决方案中，提出用山西教案赔款以办中西大学堂，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但将办学资金全都交给李提摩太又让岑春煊有“侵我教育之主权”的疑虑，恰好清廷“兴学诏”下达，岑春煊便主持将原晋阳书院与令德堂书院合并成为山西大学堂，于1902年5月8日开学。而李提摩太原本要设立的中西大学堂部分，则作为西学专斋并入大学堂，与之相辅，原书院部分为中学专斋。
中斋基本承袭书院旧制，学习目的也仍是参加科考，谋取功名；西斋则分预科、专门两级，开设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学、西洋史、英文、图画、博物等等课程，分班教学，周日休息，师资也多从欧美聘请，毕业成绩合格者也可奖励功名。西斋的教学教材多取自英文，为了解决教材短缺的问题，山西大学堂在上海成立了专门的译书院，从1902年到1908年先后译书23种，不但解决了对内的教学困难，对外还提供给国内其他高等学堂使用。至此，山西大学堂一校两制格局形成。李提摩太通过在山西大学堂的擘画，将兼具多国风格的教学模式引入其中并试验，使山大校园在当时呈现出非常活跃的气氛。
1902年，山西大学堂开学时，山西各官员与教师在公堂合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901年向清廷提议利用山西教案的50万两白银在太原创办中西大学堂，得到应允。后在山西巡抚岑春煊对教育主权的考虑下，将中西大学堂与山西大学堂合并，设中西专斋，使山西大学堂成为中西一体的新式学堂
历史原因，导致中国的新式教育多在沿海发生，山西大学堂能在内陆率先崛起，与岑春煊对时机的把握和李提摩太的执行力不无关系。与山西大学堂同期改设的大学堂，“绝大部分还在筹备过程中即遵章改称高等学堂或专门学堂。真正属于这一时期创立并长期存在下来的是山西大学堂。”更难能可贵的是，山西大学堂不仅自己存在下来了，还带动了山西各级各类学校的创立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曾任山西大学堂西斋化学教习的瑞典格致博士新常富后来甚至不无自豪地说：“山西大学堂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1904年8月11日，山西大学堂侯家巷新校址建成，中西两斋师生全部迁入并开始在此上课、办公及食宿。新任中斋监督杨熊祥会同新任学台宝熙,抓住学校搬迁和中西两斋汇聚的契机，从韩愈《进学解》中提炼出“登崇俊良”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新校大门外西边牌楼上额的正中央。这使得山西大学堂成为我国近代大学中较早提出自己独具特色“校训”的一所。山西大学堂创设后,为全国，尤其为山西的近代化发展培养了各类新型专门人才。创办10年间，先后从大学堂毕业的各类学生有593人。也是在建校10年后的1912年，学校更名为山西大学校，1931年更名山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山西大学文理工医法5个学院进行了合并、取消等操作。如今的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都以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为校史之始。
在今年近20所庆祝120周年校庆的学校中，有9所都将自己校史的起点指向了1902年筹建的“三江师范学堂”。
清末“新政”的共识下，不只是北京的先进人士意识到了兴教育的重要性，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常为此事谋划。早在1901年7月，刘坤一便和张之洞在十天内联衔具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史称“变法三疏”。在“第一疏”中，刘、张就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而刘坤一的先进教育理念还体现在他提倡兴办女子公塾，让女子接受教育上。
1902年5月8日，刘坤一给张之洞的信中提到，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但刘坤一在当年10月便因病离世，将其教育理想付诸实践的任务就落在张之洞身上。
刘坤一病逝后，张之洞作为其继任者署理两江，此前他已经在湖广总督任上积累了建立新式学堂的经验，在湖北地区创立了相当完整而又相互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以至于在1902年11月抵达江宁（今南京）时，张之洞便迅速按章顺利开展工作。他首先将江南高等学堂改为“宁属师范学堂”，并开始筹办三江师范学堂，饬令有关官员着手选址、购地、遴选工匠和估算造价。为了加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他又专门主持设置了两江学务处，从银元局筹集款项支持创办“三江”。1903年2月5日，张之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中，他开宗明义，重申了“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的观点，强调兴办教育，必须“扼要探源”，把握先后次序，“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致力甚约而日后之发生甚广。”并禀报皇帝：“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学。”在奏折中，张之洞事无巨细地阐述了创设三江师范学堂的理由、意义、章程学制、生员定额、师资来源及构成、办学经费及筹措渠道等等。与之并行，为三江师范学堂聘请日本、中国教习的工作也一直在推进。万事俱备后，1903年3月，校园尚未完工的三江师范学堂借当时江宁府署之地正式宣布开办了。
而就在其宣布开办后不久，3月20日，张之洞便卸任两江，启程北上。在其卸任的前两天，还在为学校招聘教师严格把关，可谓用心至深。纵观张之洞筹办三江师范学堂，雷厉风行，却又步步为营，使得其离任后，学校建设还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行下去。
张之洞的继任者魏光焘延续了他留下的工作，监督北极阁校址竣工并投入使用，并为建校后期筹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02年开始酝酿、筹备，到1903年3月开办、1903年6月开学、1904年11月正式招生，三江师范学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正式成立，是当时江苏最高学府，日本称其“堪与京师大学堂比美”，也是“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尽管其当时筹建耗时两年，但后继者仍将其纳入设想的1902年作为校史起点。
1906年5月，在当地一些名绅的提议下，改“三江”为“两江”，此后校名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变迁。在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合并和院系重组中，又从原南京大学调整组建出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等8所学校，是以其均以三江师范学堂为初始。
20世纪初，两江师范学堂“口字房”，为办公室、图书室、实验室用楼，因建筑总体外形呈“口”字而得名。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在学制变革和课程内涵方面都有所提升
在江苏具有120周年校史的大学，还另有一座，虽为师范，但与三江师范并无牵连。其崛起与另一位江南地区的教育实践者张謇渊源颇深，这便是民立通州师范学校。
20世纪初，在教育学者对师范教育提出各种重要性的解读时，一批实业家和教育家也在开展建立师范学校的实际行动。1901年，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变法平议》中就提出过有关师范学堂的构想，并也确实上书向官方请立过师范学校，但遭到守旧官员的反对。于是，1902年，张謇出资2万余元，并邀集好友沈燮钧等人出资，募集资金共9.3万元，回到南通自费办学，当时叫“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城南千佛寺。对于此事的意义，他自己说：“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人之众，为同类知识之谋而仅此乎？”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张謇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学校也确实是中国私立师范教育的起始点。
在学校竣工前，张謇亲力亲为，拟定试题选拔学生，招聘名师安排课程。为师范生实习的需要，还创办通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当时独树一帜。其设立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也颇具实业家特色。
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校门旧址。1902年，该校由爱国教育家张謇设立于江苏通州（今江苏南通），校址位于千佛寺，曾聘王国维等人任教，是如今南通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的前身之一
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最开始只在附近各县招生，后来扩展到江苏各地市县，再后来进一步扩展到山西、陕西、甘肃、江西、安徽，差不多半个中国。学生数目也由开始时每学期几十人增加到500人。1906年增设测绘、农、工、蚕等科目。学制年限上，根据社会对不同人才的需要，分别设置成本科（三至四年）、速成科（二年）、讲习科（一年）三种，类似于今天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短期培训班毕业生。在课程设置方面，张謇结合他东渡日本时从日本学校那里学来的经验，既古今结合，又中西兼备；既设基础文化课，又设置专业科目；在文化课教学中，重视结合科学知识；在专业课中，重视工具科。对于语文，张謇的要求不是追求文学性，而是追求实用性，用张謇的话说，“国文必期适用”，“作文训练要求说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说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说一物使人如见其物，在题内说出，不在题外敷衍”。在师资配置上，张謇认为，“无良师则无知识”“师不能教则学校败”。他甚至聘请到一批国内顶级学者来学校任教讲学，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师均曾在这里讲授过课程。历史学家章开沅曾盛赞张謇：“以弘毅之行行武训，为发展南通近代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但岂止是对于南通，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民立通州师范学校的兴起，对于完整中国师范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有着不世之功。1952年，该校改为公立，定名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也是如今南通大学、南通高等师范学校和扬州大学等校的前身之一。
1903年，张謇对“教育”的本义做了一个自己的解读：“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两个甲子的时光浸润，一脉相承的校史，也正是为“教育”之问书写了生动答卷。 END 作者| 知衡 编辑 |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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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有近20所大学都迎来了120周年校庆，顺着这一个多世纪回看，就不难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源头无一例外指向了1902年的一场新世纪教育变革。1903年，张謇解读“教育”：“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两个甲子的时光浸润，一脉相承的校史，也正是为“教育”之问书写了生动答卷。
山西大学堂旧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侯家巷9号，该建筑原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工科教学楼，现为太原师范学院管理和使用。整座建筑为仿英中世纪教堂式砖木结构，从外形上将“山西”两字巧妙地设计进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学制更新
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只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积弊”，试图效法明治维新，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以救亡图存。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兴学校做起，“西学重于西语，人才重于一技一艺”，大力呼吁发展新式教育。于是，天津海关道盛宣怀1895年奏请光绪皇帝，在天津创立“北洋西学学堂”，效法西方模式，开创办新式“大学”之先河。
1896年，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明确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康有为也向光绪帝指出：“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而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让举国自上至下达成了改革的共识，体现在教育上，便是全国各地都纷纷创办起新式学堂。也就是在1902年，中国开启了近代学校制度的建设。
1900年，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合影，背景为大学堂藏书楼，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这年，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一系列变故影响，大学堂遭严重破坏以致停办。直到1902年，清政府才得以重建京师大学堂，并开设仕学馆、师范馆
1902年，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遵照“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的旨意，“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在8月拟定了我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由于1902年为农历壬寅年，所以又称其为“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宗旨，确立了与西方学制基本相同的现代学制基础框架。小、中、高等教育，共3段7级，自5岁入蒙学堂至大学堂毕业，共计20—21年。其中高等教育分3级，第一级为高等学校和大学预备科，为升入大学做准备；第二级为大学堂，分7科（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业、商业和医术）35目，基本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学院和系别，修业3—4年；第三级为大学院，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学府，无一定学习年限，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就此看来，“壬寅学制”确实是规划了初中高三段学堂体系和普通、师范、实业三类学堂体系，对于这一阶段各学堂建章立制是有指导之功的。如果说“壬寅”还是内测版，那“癸卯”则是正式版，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在全国实施的学制体系。
重新出炉的“癸卯学制”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调整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入学年龄、修业时长等等。在大学堂部分，对每门学科讲授内容和课程、放假制度、学费等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张之洞要求，“癸卯学制”下，全国学堂都要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标准，这就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在大学堂的分科设置中，“壬寅”将经学和理学划分在文学科中，而癸卯则将经学单独立为一科，并划分为11门，足见重视。虽然“癸卯学制”依然提出“无论何等学堂，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教育本质上仍以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为核心，但近代教育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近代大学就在新式学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起来了。
“师大”徽章，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木铎”是经常出现在师范教育文化中的元素，该徽章图案也一直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及其前身的校徽标志物
弦歌不辍
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本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先行者，但办学却在清末的一系列社会危机下一度中断。直到1902年1月，清廷才有能力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张百熙考虑到“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便增设速成科，分两门：仕学馆、师范馆。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开学，师范馆录取学生共79名。
如维新派重视教育，所以兴学堂，而兴学堂，便要有教师。1896年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就批评洋务派办的学堂，不懂得师范教育的重要：“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他还在《论师范》中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可见，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已经牢牢构筑在新时代仁人志士的理念里。为此，让同样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张百熙，来创设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就显得水到渠成。
按大学堂章程规定，30岁以内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都可以报考师范馆，各省也可以保送，但需具备“三代籍贯年貌履历”。考试科目包括：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比例开方代数、物理、化学、外国语等 8门。但有一些教育落后地区，虽屡经考试、数理化诸科并无及格者，因此一直没有选送，可见师范馆当时的筛选十分严格，毕业生含金量不低。
师范馆共开设有14门课：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等等。如地理学试题：“中国沿海之地如旅顺、如威海、如胶州湾、如舟山、如大鹏峡、如香港，均极好屯泊之处，试略言其形势。”外国史学题：“欧洲名将三，其一曰亚历山大，其一曰罕尼伯勒，其一曰拿破仑。三者将略因时各有殊致而亦有所短长，能各疏其梗概否？”教育管理者在加强师资一事上也是不遗余力。张百熙就曾通过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13所学校的书目，拿来参考编写教材；而为配合学校请来的日本教习，师范馆学生除学习英语外，还必须兼修日语。
1904年，随着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并入进士馆迁出，师范馆便独自占据北京景山之东马神庙的校址运行了。1907年，师范馆第1期共100名学生毕业，次年，依照前面提及的“癸卯学制”，师范馆脱离京师大学堂，独立建制，后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其盛大的开学典礼上，张之洞发言：“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师范专业本就于教育中有领航之姿，在中国师范教育领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更如张之洞所言，有“众星拱北斗”之势。在历经191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1929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变迁后，在1949年北平解放后，该校复用“北京师范大学”之名。如此一脉相承，让今日北京师范大学在高师院校中的“领头雁”姿态更有所踪。1908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所选定的厂甸五城学堂校址，也正是北京师范大学在1952年前一直在使用的校址。
在此期间，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师生被迫西迁，参与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整体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下设的教育学院。1939年8月，联合大学解散，该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办学，为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打开了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师范大学回归，西北师范学院则在1958年改称甘肃师范大学，1988年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是以，如今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前身皆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二者同根同源，甚至校徽都采用了相同的指代教师的“木铎”元素，以示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古路坝大教堂，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城南，始建于1888年，是当时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1938年，聚集了诸多教育资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其中由原北平师范大学等改组成的教育学院为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其工学院则以古路坝教堂为校址，后与其他三校工学院组成国立西北工学院，即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
从书院到学堂
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堂，是清末教育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联系这两年各种先进学制的出台，实际上是一场覆盖管理制度、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等各个方面的重构。诏书下达后，多数省会立刻行动起来，有的是在省城书院的基础上改设大学堂，有的则是基于新学制成立全新学校。1902年成立的一些省会大学堂，延续到今天也是现代先进教育资源在地方的汇聚之所。如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大学堂、贵州大学的前身贵州大学堂、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大学堂、广西大学的前身广西大学堂等，这些学校都以1902年建立大学堂的契机为源追溯校史，在今年迎来了120周年校庆。在诸多大学堂中尤为瞩目的，是借此机会成长，并在20世纪初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并肩开创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先河的山西大学堂。
相比于那些经由书院改建的大学堂较多继承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1902年在新政推动下新建的大学堂则较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山西大学堂特殊之处在于，其兼具改建与新建成分，继承和创新并举。
20世纪初山西大学堂校址全景。1902年，山西大学堂开始兴建，1904年校址落成，其主楼坐北朝南，由主楼及两侧翼楼组成，建筑风格中西结合。1954年，山西大学由侯家巷旧址迁入坞城路现址，山西大学堂旧址教学主楼几经辗转，现由太原师范学院管理和使用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对山西虎视眈眈。1901年初，法国军队攻占娘子关，山西新任巡抚岑春煊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协助其解决教案和商务问题。李提摩太在给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奕劻的解决方案中，提出用山西教案赔款以办中西大学堂，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但将办学资金全都交给李提摩太又让岑春煊有“侵我教育之主权”的疑虑，恰好清廷“兴学诏”下达，岑春煊便主持将原晋阳书院与令德堂书院合并成为山西大学堂，于1902年5月8日开学。而李提摩太原本要设立的中西大学堂部分，则作为西学专斋并入大学堂，与之相辅，原书院部分为中学专斋。
中斋基本承袭书院旧制，学习目的也仍是参加科考，谋取功名；西斋则分预科、专门两级，开设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学、西洋史、英文、图画、博物等等课程，分班教学，周日休息，师资也多从欧美聘请，毕业成绩合格者也可奖励功名。西斋的教学教材多取自英文，为了解决教材短缺的问题，山西大学堂在上海成立了专门的译书院，从1902年到1908年先后译书23种，不但解决了对内的教学困难，对外还提供给国内其他高等学堂使用。至此，山西大学堂一校两制格局形成。李提摩太通过在山西大学堂的擘画，将兼具多国风格的教学模式引入其中并试验，使山大校园在当时呈现出非常活跃的气氛。
1902年，山西大学堂开学时，山西各官员与教师在公堂合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901年向清廷提议利用山西教案的50万两白银在太原创办中西大学堂，得到应允。后在山西巡抚岑春煊对教育主权的考虑下，将中西大学堂与山西大学堂合并，设中西专斋，使山西大学堂成为中西一体的新式学堂
历史原因，导致中国的新式教育多在沿海发生，山西大学堂能在内陆率先崛起，与岑春煊对时机的把握和李提摩太的执行力不无关系。与山西大学堂同期改设的大学堂，“绝大部分还在筹备过程中即遵章改称高等学堂或专门学堂。真正属于这一时期创立并长期存在下来的是山西大学堂。”更难能可贵的是，山西大学堂不仅自己存在下来了，还带动了山西各级各类学校的创立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曾任山西大学堂西斋化学教习的瑞典格致博士新常富后来甚至不无自豪地说：“山西大学堂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1904年8月11日，山西大学堂侯家巷新校址建成，中西两斋师生全部迁入并开始在此上课、办公及食宿。新任中斋监督杨熊祥会同新任学台宝熙,抓住学校搬迁和中西两斋汇聚的契机，从韩愈《进学解》中提炼出“登崇俊良”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新校大门外西边牌楼上额的正中央。这使得山西大学堂成为我国近代大学中较早提出自己独具特色“校训”的一所。山西大学堂创设后,为全国，尤其为山西的近代化发展培养了各类新型专门人才。创办10年间，先后从大学堂毕业的各类学生有593人。也是在建校10年后的1912年，学校更名为山西大学校，1931年更名山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山西大学文理工医法5个学院进行了合并、取消等操作。如今的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都以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为校史之始。
江南教育实践者
在今年近20所庆祝120周年校庆的学校中，有9所都将自己校史的起点指向了1902年筹建的“三江师范学堂”。
清末“新政”的共识下，不只是北京的先进人士意识到了兴教育的重要性，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常为此事谋划。早在1901年7月，刘坤一便和张之洞在十天内联衔具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史称“变法三疏”。在“第一疏”中，刘、张就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而刘坤一的先进教育理念还体现在他提倡兴办女子公塾，让女子接受教育上。
1902年5月8日，刘坤一给张之洞的信中提到，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但刘坤一在当年10月便因病离世，将其教育理想付诸实践的任务就落在张之洞身上。
刘坤一病逝后，张之洞作为其继任者署理两江，此前他已经在湖广总督任上积累了建立新式学堂的经验，在湖北地区创立了相当完整而又相互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以至于在1902年11月抵达江宁（今南京）时，张之洞便迅速按章顺利开展工作。他首先将江南高等学堂改为“宁属师范学堂”，并开始筹办三江师范学堂，饬令有关官员着手选址、购地、遴选工匠和估算造价。为了加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他又专门主持设置了两江学务处，从银元局筹集款项支持创办“三江”。1903年2月5日，张之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中，他开宗明义，重申了“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的观点，强调兴办教育，必须“扼要探源”，把握先后次序，“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致力甚约而日后之发生甚广。”并禀报皇帝：“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学。”在奏折中，张之洞事无巨细地阐述了创设三江师范学堂的理由、意义、章程学制、生员定额、师资来源及构成、办学经费及筹措渠道等等。与之并行，为三江师范学堂聘请日本、中国教习的工作也一直在推进。万事俱备后，1903年3月，校园尚未完工的三江师范学堂借当时江宁府署之地正式宣布开办了。
而就在其宣布开办后不久，3月20日，张之洞便卸任两江，启程北上。在其卸任的前两天，还在为学校招聘教师严格把关，可谓用心至深。纵观张之洞筹办三江师范学堂，雷厉风行，却又步步为营，使得其离任后，学校建设还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行下去。
张之洞的继任者魏光焘延续了他留下的工作，监督北极阁校址竣工并投入使用，并为建校后期筹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02年开始酝酿、筹备，到1903年3月开办、1903年6月开学、1904年11月正式招生，三江师范学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正式成立，是当时江苏最高学府，日本称其“堪与京师大学堂比美”，也是“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尽管其当时筹建耗时两年，但后继者仍将其纳入设想的1902年作为校史起点。
1906年5月，在当地一些名绅的提议下，改“三江”为“两江”，此后校名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变迁。在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合并和院系重组中，又从原南京大学调整组建出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等8所学校，是以其均以三江师范学堂为初始。
20世纪初，两江师范学堂“口字房”，为办公室、图书室、实验室用楼，因建筑总体外形呈“口”字而得名。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在学制变革和课程内涵方面都有所提升
在江苏具有120周年校史的大学，还另有一座，虽为师范，但与三江师范并无牵连。其崛起与另一位江南地区的教育实践者张謇渊源颇深，这便是民立通州师范学校。
20世纪初，在教育学者对师范教育提出各种重要性的解读时，一批实业家和教育家也在开展建立师范学校的实际行动。1901年，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变法平议》中就提出过有关师范学堂的构想，并也确实上书向官方请立过师范学校，但遭到守旧官员的反对。于是，1902年，张謇出资2万余元，并邀集好友沈燮钧等人出资，募集资金共9.3万元，回到南通自费办学，当时叫“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城南千佛寺。对于此事的意义，他自己说：“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人之众，为同类知识之谋而仅此乎？”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张謇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学校也确实是中国私立师范教育的起始点。
在学校竣工前，张謇亲力亲为，拟定试题选拔学生，招聘名师安排课程。为师范生实习的需要，还创办通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当时独树一帜。其设立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也颇具实业家特色。
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校门旧址。1902年，该校由爱国教育家张謇设立于江苏通州（今江苏南通），校址位于千佛寺，曾聘王国维等人任教，是如今南通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的前身之一
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最开始只在附近各县招生，后来扩展到江苏各地市县，再后来进一步扩展到山西、陕西、甘肃、江西、安徽，差不多半个中国。学生数目也由开始时每学期几十人增加到500人。1906年增设测绘、农、工、蚕等科目。学制年限上，根据社会对不同人才的需要，分别设置成本科（三至四年）、速成科（二年）、讲习科（一年）三种，类似于今天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短期培训班毕业生。在课程设置方面，张謇结合他东渡日本时从日本学校那里学来的经验，既古今结合，又中西兼备；既设基础文化课，又设置专业科目；在文化课教学中，重视结合科学知识；在专业课中，重视工具科。对于语文，张謇的要求不是追求文学性，而是追求实用性，用张謇的话说，“国文必期适用”，“作文训练要求说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说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说一物使人如见其物，在题内说出，不在题外敷衍”。在师资配置上，张謇认为，“无良师则无知识”“师不能教则学校败”。他甚至聘请到一批国内顶级学者来学校任教讲学，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师均曾在这里讲授过课程。历史学家章开沅曾盛赞张謇：“以弘毅之行行武训，为发展南通近代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但岂止是对于南通，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民立通州师范学校的兴起，对于完整中国师范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有着不世之功。1952年，该校改为公立，定名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也是如今南通大学、南通高等师范学校和扬州大学等校的前身之一。
1903年，张謇对“教育”的本义做了一个自己的解读：“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两个甲子的时光浸润，一脉相承的校史，也正是为“教育”之问书写了生动答卷。 END 作者| 知衡 编辑 |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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