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容川的《血证论》这本书写得特别好,就是我们读起来,觉得读得很累,但是,当我们有空的时候去看一看,慢慢的品味,唐容川写的这本书,水平特别高。越看觉得越有味。特别是开篇的那几篇,让你读起来很兴奋。后面的方解,有一部分解得特别到位。
《血证论》里说:仲景治食复,言有宿食者,皆主芍药,大黄,义取二物力能推荡。盖宿食不去,不独阻新食之进,且伤气壅邪,转生诸疾。故主大黄以速去之,以免伤其正气,胜楂,曲之功千万。医者须知此理,临证庶有胆识。
这是张仲景在治疗食复,用芍药和大黄。用大黄速去,胜楂曲之功千万,也就是说有宿食,用大黄快速泻下,比山楂和神曲要快得多。在当时的情形,估计很多医生只会用山楂和神曲,只会用保和丸,已经忘了吐泻这两法还可以治疗宿食。这时强调的就是该用泻法的时候就要急时的用泻法,而不要因循守旧。
应该说,楂,曲之消,大黄之下,各有所适应确证,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倘执于经方,枯守下法,或只知时方,全用消法,皆为不善用方者。
医学是在向前发展的,在张仲景的那个时代,用了吐和下法,医学往前发展,补上了消导法,这是医学的发展,是医学治法的一种丰富。我们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只知后世的由,不知道前世的源。只知道用消导,不知道用吐下,这是不对的。
反过来说,我们为了推崇我们的经典,只知道吐下,而忽略了后世的消导,也是不对的,按道理来说,消导的出现,肯定有消导出现的理由,我们做为医生,该下就应该用下法,该消就应该用消法。
同样的道理,还有一个,在临床上特别明显。在张仲景时代,特别重视饮邪,或者对饮邪的研究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境界。从《伤寒论》到《金匮要略》,治饮的方药已经成了系列了。但是,张仲景的那个时代,对痰的研究是缺少的。而后世,在饮邪的基础上,把痰这个病邪补充出来了。后世治痰达到了一个顶峰。代表的方剂,张仲景时代的治饮的方剂如小青龙汤,苓桂术甘汤,五苓散。而后世治痰的代表方就是二陈汤的类方。
按道理来说,痰和饮是两回事,而我们往往会犯这种错误,有时候,只知道痰不知道饮,有时候只知道饮不知道痰。于是,我们经常用治痰的方去治饮,而有一部分医者始终用治饮的方去治痰。这都是不可取的,这就是医学的源和由。
我们既不能忽视后世的发展,也不能只知道后世的发展而忽视前人总结创造出来的结晶。总之,忘了前和忘了后,都是不合适的。
这还设及到经方和时方讨论的问题,各有各的用处,各自都有合理的理由,我们做为医生应该把他们放在同等位置去对待。
临证体会,治疗食积,需要使用吐法的机会极少。而过早使用政法或滥用下法,往往可伤脾损胃,常见征象是苔腻不易消退。多数情况下使用洪水屠城之法即可,但需要把握消导之力度,必要时配用下法(尽量不单用下法)。如果我们用下法配上消导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苔腻的出现。或者说便于苔腻的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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