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间、游戏和记忆

时间、游戏和记忆

——重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詹 丹

一、时间、语言与人生

如同鲁迅小说《孔乙己》结尾的“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中，“大约”“的确”这样的矛盾表述，激发了鲁迅研究者和语文教师讨论的持久热情，叙事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第1段，对百草园描述的“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似乎”和“确凿”放一起使用，同样吸引了不少学者和教师参与讨论。如早些年的研究鲁迅的名家钱理群和最近的郜元宝，都对此进行了解读。其提出的理由，又各有侧重，我先列举出来，然后进行讨论。

钱理群在他的《如何读与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提出如下解释：

“确凿只有一些野草”，这是写实，是和“荒园”的命名相应的。“似乎只有一些野草”，也是写实，更是写意，就是说，在“我”的观察与感觉中，就不仅仅“只有野草”：野草丛里还有别的生命，看下文就知道；而且野草本身，也有着引发“我”想象的别样趣味。这就自然引出下一句：“那时却是我的乐园。”［1］

在这里，钱理群是把“似乎”和“确凿”拆解出来理解的：既区分出两种“写实”，即作为和“荒园”写实贴近的“只有野草”，和在“我”的主观性观察与感觉中，“不仅仅只有野草”，比如有草丛中的各种鸟类爬虫等。同时，也区分了“写实”和“写意”的差异。“确凿”是只就“写实”且仅是对“荒园”的“写实”而言的，而“似乎”，不但所指向的“写实”内涵更丰富，还有了主观想象方面的“写意”的叠加。

最近，郜元宝在《中年之“我”对少年之“我”的一次亲切拥抱——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解读》一文中，则提出了新的看法：

“确凿”者，引他人说辞也；“似乎”者，自己表面认可而其实腹诽之意也；“似乎确凿”者，“在某些人看来‘确凿’如彼而在‘我’看来则‘似乎’如此”之谓也——这一整句的意思在灵感来袭的瞬间完成了富于张力的一种压缩。但意思相反的两个词压缩成一个之后，说话者的本意却偏向于“似乎”而非“确凿”——他是用退一步的“似乎”来消解斩钉截铁的“确凿”。正如口语中“好像真的似的”，其实并不是真的。因此“似乎确凿”，也就是并不“确凿”了。［2］

两相比较，郜元宝的说法带有了一点想象性。他引入“他人说辞”来与“我”相对，并与“确凿”和“似乎”各自对应起来，这样，词语组合的矛盾，被他人与自我的矛盾替换了。并由此进一步，以认同作者“似乎”的立场来消解词语残留的可能矛盾，似乎把文章表达带给读者的疑惑，彻底解决了。其实，当钱理群区分出“写实”和“写意”，并且指出“写实”也有两种时，以“荒园”和“我”的对立为依据，还是立足文本的。但如果再往前走一步，说这里有“他人说辞”和“我”的不同，就很难在文本中找到依据了。郜元宝除了想象这里有“他人说辞”外，还借力于神秘主义，以完成他有关这一矛盾词语表述的动力阐释。所谓“这一整句的意思在灵感来袭的瞬间完成了富于张力的一种压缩”，这样的解释，究竟有多大意义，似乎还是让人感到困惑的。

相对来说，王富仁提出的相关看法，较为直接。他认为：

在成年的“我”看来，“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既然“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为什么“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呢？因为对于儿时的“我”，那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是一个自由嬉戏的场所。在自由的心灵中，世界是美丽的，是魅力无穷的。［3］

他的解释，引入了无论是钱理群还是郜元宝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这篇文章颇为关键的时间问题：即成年和儿时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也贯串于《朝花夕拾》所收录的十篇文章中。鲁迅在这本散文集“小引”曾提示给读者说：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4］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富仁的分析略过了“似乎确凿”这一矛盾组合的词语讨论，而把重心落在了只有“野草”和“乐园”的对立或者说差异上。这样，他就没有把这一篇开头在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充分体现出来。虽然从时间切入的解读，提示给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对的，但还需要进一步细分。

在我看来，表述矛盾的产生，从时间因素讨论最合理，但又未必是儿时记忆和成年的实际观察间发生的冲突。细细玩味鲁迅这段文字，可以发现，涉及儿时记忆时，“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这样的表述，简洁而有力，不存在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倒是前文，因为强调其与百草园“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所以对“确凿”只有一些野草用了一个不能肯定的“似乎”，从而说明，其对只有野草的印象，未必可靠，因为毕竟已经是七八年前的“相见”了。但由此引出的下句，隐含的一层意思是，关于儿时记忆乐园的印象，倒是稳定的。这样，“似乎确凿”，就未必是描述成年所见的现实和儿时记忆的冲突，而主要是强调已经成年时，不同阶段有关百草园的印象未必“确凿”。

当然，依据一般看法，作者说七八年前的记忆未必可靠，需要用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词语来表述，而事关几十年前的儿时记忆反而不去质疑，似乎也有问题。但事实上，一方面，从人的记忆规律说，早年留存的记忆更为清晰，晚近的记忆反而模糊的情况并不罕见。重要的是，这跟鲁迅对待童年记忆的基本态度有相当关系。我前文引述了《朝花夕拾》“小引”中有关童年记忆和成年感受的差别，鲁迅紧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5］

他这段文字，表面看似意在说明童年记忆与实际可能有不同。但真正的意思是，这种有关儿时记忆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现实，这样再来追究真实与否、与实际是否有差异，意义就不大。如同童年的心灵世界，现实、记忆与想象往往是互相渗透的，不宜用一个真实的标准来衡量其记忆是否可靠。只是当人生步入成人世界后，真实的标准才开始建立起来，才会对记忆的可靠和不可靠加以反复斟酌，也就有了“似乎确凿”这样立场游移的用词。因为，这是在人生不同的时间段里，建立起的不同标准。

但不论“似乎”只有一些野草，还是“确凿”只有一些野草，这种成年立场的游移不定，并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其与记忆中儿时的“我的乐园”，始终是对立的。

二、时间、选材与结构

如果说，开头的时间表述问题，没有引起一些研究者的真正重视，或者虽然重视，但只给出了一些泛泛解读外，其关于内容主体的时间要素，同样被许多研究者忽视了。

当然，这篇文章虽在标题用醒目的方式，提示了其在童年时代的两个空间，而文章内容也是围绕这两个空间依次写来，并呈现出“既是生活空间，又是精神空间”（钱理群语）的不同特点。依托这两个空间，钱理群、王富仁、孙绍振、郜元宝等著名学者，都对该篇从思想到情感，从结构到语言，从单篇到《朝花夕拾》全书等，作了颇为详尽的讨论。但也许是该作品的空间特征过于鲜明，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所以与空间呈现紧密相关（或者表面不相关）的时间因素，并没有得到深入讨论。

百草园是户外，三味书屋是室内。百草园相对自然万物是开放的，三味书屋则基本是封闭的。因为是户外，人贴近了自然，百草园的丰富性，就不仅仅表现在物品的多样，而且，这种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时间变化带来的。相形之下，三味书屋虽然也提到了时间的差异，比如写作者“正午习字，晚上对课”，但这种差异，其学习活动的变化，并没有跟时间变化建立起一种实质性的联系，而百草园则不然。

在百草园，作者主要描写三个相对独立的人物活动片段，或者说三组选材。其中第一和第三个片段，强调季节变化带来的丰富性。前者写春天以后万物复苏，各种植物和鸟类昆虫，都体现出大自然背景下的万物生长的勃勃生机和生命活力，特别是在描写时，通过“不必说”“也不必说”引出概述性的两类物品，继而提及“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区域，把“我”在百草园获得的乐趣，作了聚焦式描写。这里，作为描写的起点，是从四季起点的春天，逐渐延伸进夏秋季节，其中提到植物，如菜花、桑葚常见于春夏季节，而一些昆虫，如蟋蟀、斑蝥、鸣蝉，则活动于夏天，秋天也能见到。总之，立足于自然季节特征，在草木生长而尚未枯萎时，作者对百草园所体现的大自然多姿多彩，作了生动描写。

与草木繁荣季相对，则是冬天的枯草季。

冬天主要写雪天对鸟雀的诱捕，笔势的顿挫顺逆，变化多端，富有悬念。作者先以“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逆写一笔，然后以“雪一下，可就两样了”转回笔势，但接下去，依然保持腾挪跳脱的行文方式：

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6］

在这里，从冬天的心情失落，到下雪的兴奋，再到等待积雪盖满地面的期待，把叙述者潜在的心理情绪变化，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而时间的延展因素（比如从没下雪到下雪，从积雪慢慢盖满地面一两天等），发挥了重要功能。其体现的天气物候特征（比如鸟的无处觅食），甚至要比涉及春夏秋的季节特点更为鲜明。

再看三味书屋，基本封闭在室内，封闭在书本上，时间意义上的大自然变化，就没有得到清晰呈现。给人产生的鲜明印象是，在百草园中，季节的转换体现了时间的流动，而在三味书屋中，这种时间的流动感几乎凝固了，对于季节周转，很难让人有直接的感受。虽然作者借助插入的寥寥数笔，写“我”及其同伴上课时也会偷偷去三味书屋后面的小花园，上树折蜡梅，或者在桂花树上寻蝉蜕，但因为是瞬间的插入，没有让小花园中的自然物本身，体现出季节变化的延展和流动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在上课时进入后花园活动本身，是不被允许的，是偷偷摸摸的。所以，这种瞬时的插入，不但强化了三味书屋本身的封闭，而且从整体看，也是以百草园时间意义的丰富对比了三味书屋的单调，并呈现出两个空间的丰富和单调的区别。

作者在写百草园的四季变换时，也注意到了写日夜的更替。他用一句“长的草里是不去的”，过渡到写人物活动的第二个片段。同时也让写到的百草园，在白天与黑夜之间，作出画面切换。其实，在关于百草园的第一个片段描写时，作者似乎无意间写到的，吃已成人形的何首乌可以成仙的传说，在文章肌理上，与接下来写长妈妈讲述书生遭遇美女蛇故事形成了呼应。

长草和夏夜，无法使人一览无余，营造了环境的神秘甚至带点惊悚的意味。这里，夜晚环境的烘托，涉及两种具体语境。其一是传说中故事发生的环境，是书生在夏夜被美女蛇诱惑，这符合鬼怪精灵昼伏夜出的特性。其二是长妈妈讲述故事的氛围。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交代，故事是在长妈妈夏夜纳凉时所讲的，但故事实际发生的夜晚环境，也让“我”对夏夜在院中纳凉，产生了一种类似担心。故事中书生的紧张心理，似乎也在讲故事者和听故事“我”的心理互为贯通。对于作者在文章中转述这个故事，不时有一种讲述者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并因此传染给听者，这一点，钱理群等学者都有过深入分析，此不赘述。但夜晚带出的大自然神秘性，自然万物与民间传说的密切相关，也是符合儿童对周边世界的认识和心灵想象的，成为儿时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富仁等从先民习俗具有的教育功能来讨论其意义，也值得参考。

三、结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们固然可以从自然时间维度来分析不同空间的物理性要素，但一个基本特点，也成了贯串前后的一条线索，就是无论在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从人的时间维度看，记忆中“我”的活动，始终没有摆脱儿时这样的一个特定时间段。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是，尽管“我”似乎带着相当失落的心情从百草园走向三味书屋，似乎从自由自在的空间走向了一个禁锢“我”的苦屋，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为，“我”是带着游戏心态从百草园进入三味书屋的，虽然百草园有比三味书屋更开阔、更自然、更自由的空间，但“我”的游戏活动，并没有在三味书屋停止，也没有受到私塾先生的严厉压制。“我”的游戏兴趣，仍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挥。有人认为这是儿童天性的顽强表现，是有相当道理的。但认为在三味书屋因为受一定程度的压抑，所以心态发生变化，游戏较之在百草园带有残酷性和破坏性，比如爬上花坛折蜡梅、用苍蝇喂蚂蚁等，则未必。［7］因为，如果按此逻辑，在百草园手按斑蝥的脊梁令其后窍生烟、拔出何首乌导致泥墙毁坏，同样是具有毁坏性和残酷性的。作者在三味书屋的游戏活动，虽然没能和私塾先生的教学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但也不是紧张的对峙，更多情况下，是相安无事的各得其所。他上他的课，“我”开“我”的小差。

总之，开头和结尾，形成真正具有呼应意义的是，“我的乐园”百草园连同屋子早已出售，而“我”在三味书屋开小差画画玩的可观成绩，比如《荡寇志》《西游记》绣像，也卖给同学“早已没有”。这样，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游戏过程中可能保存的实物印迹，都已经从“我”身边失落，对作者而言，只有牢固的记忆，成了对时间流逝的实质性对抗。

注释：

［1］［3］［7］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4，25，33.

［2］陈思和. 初中语文现代文选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46.

［4］［5］［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29-230，230，279.

——《语文学习》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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