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元衡之死
文/ 大圣
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三,长安。
同往常一样,宰相武元衡天不亮就起床,洗脸漱口,穿衣戴帽,收拾停当之后,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带着几个随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匆匆出门上朝。
没错,过去的早朝是真早,一般要求5点打卡,迟到一次,扣罚一个月工资,宰相也不例外。要想不迟到,4点左右你就得出门。
几个随从在前面打着灯笼引路,武元衡骑着马走在后面,一行人从靖安坊出发,向大明宫方向行进。
正走着,突然,路旁传来一声断喝:“灭烛!”随即,武元衡随从手里的灯笼就被不知从哪里射出的利箭射灭了。
众人惊恐万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黑暗中窜出几名刺客,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武元衡拉下马来,二话不说,只见一道寒光闪过,武元衡瞬间身首异处,血溅当场。
天色破晓,武元衡遇刺身亡、横尸街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一时朝野震惊,举国轰动。
大唐国都,天子脚下,堂堂宰相竟然在上班路上被人斩首,还有王法吗?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有人都在问:凶手究竟是谁?为何如此嚣张?他们为什么要刺杀武元衡?
武元衡,洛阳偃师缑氏人,出身名门望族,跟大家都熟悉的唐玄奘是老乡,跟武则天是亲戚,他的曾祖父是武则天的堂兄弟。
武元衡天资聪颖,自幼博览群书,25岁参加进士科举,一举考中状元,从此步入仕途。
他从最基层岗位干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做到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达到事业的顶峰(唐朝实行群相制,这个职位相当于宰相)。
尽管身居高位,但武元衡做人低调,《新唐书》中说他“雅兴庄重,然淡于接物”,颇有君子之风。而且,他为官清廉,处事公道,在朝中口碑一直不错,人缘很好。
这样一个人,为何会被人刺杀?他究竟得罪了谁?
事实上,那天早晨遇刺的,不止武元衡一个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班路上遇到了刺客。
但裴度的运气比较好,忠心耿耿的随从以被砍断一只手臂为代价,拼死救护。裴度身中三剑,却侥幸逃过一死。
很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针对朝廷大员,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恐怖袭击事件。
事件发生后,“京城大骇”(《旧唐书.本纪.卷十五),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上疏,请求朝廷成立专案组,迅速破案,抓住凶手,为宰相报仇。
白居易与武元衡私交不错,两人常有诗词往来。
是的,武元衡也是个诗人,虽然名气比不上白居易,但在大唐诗坛也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五言诗,以“瑰奇”著称,晚唐时有人将其与白居易、李益、孟郊等诗人并列。
武元衡流行的诗词不多,他在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与当地才女薛涛往来密切,曾给薛涛写过一首《赠道者》:
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
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
写的啥意思?大概就是夸薛涛长得好看,白里透红,与众不同,我一见倾心,从此难以忘记,连做梦都梦到你了......总之就是老男人勾引小姑娘的那些套路。
薛涛你们也知道,以长袖善舞著称,在众多男人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当时有名气的诗人差不多一半都跟她有往来,比如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等等,可谓阅人无数,经验丰富。
很快,薛涛就与武元衡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拿下了我觉得,因为坠入情网的武元衡竟然异想天开,给朝廷打报告,要求授予薛涛校书郎的职务(有争议,一说是前任节度使韦皋所为)。
事情虽然最终没办成,但薛涛从此被人称为“女校书”。
据说,白居易起初还有点儿吃醋,一度视武元衡为情敌。后来转念又一想,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影响兄弟情义呢,遂与元衡和好如初。
武元衡遇害,白居易十分伤心,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结果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有人弹劾说,白居易属于东宫官员,不应该先于朝廷谏官对此指手画脚,这属于“越职言事”,为此,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才有了后来享誉文坛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琵琶行》)
扯远了,再说回武元衡遇刺案。
如果仅仅是武元衡遇刺,那需要好好查查刺客的杀人动机,是不是黑社会雇凶杀人?是图财害命还是感情问题导致的情杀?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同事裴度同时遇刺,情况就明了了,一定是工作原因。因为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朝中坚定的主战派。
主什么战?就是主张对割据一方的藩镇进行坚决的镇压和围剿。
唐朝“安史之乱”后,各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擅署官员,侵吞赋税,屡屡僭越犯上,不听朝廷诏令。
特别是魏博、成德、卢龙“河朔三镇”,以及淄青、淮西两镇,各自为政,独霸一方,俨然是脱离大唐的独立王国。其中,淮西藩镇甚至发展到与朝廷武力对抗,双方的仗已经打快一年了。
朝中主和派官员认为,今非昔比,眼下朝廷孱弱,对藩镇应该以安抚为主,以德服人,和气生财,尽量避免撕破脸皮,兵戎相见。
对此,武元衡和裴度坚决反对,极力主张武力征服,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因此,被各藩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刺客一定是某个藩镇派来的,以淮西、淄青、成德三镇嫌疑最大。
朝廷虽然贬谪了白居易,但合理化建议还是要采纳的,“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资治通鉴.卷二三九》)有关方面迅速成立了“603”专案组,在长安城内开始大规模搜捕。
正常情况下,刺客应该已经跑了吧?
并没有,刺客气焰十分嚣张,不但没有离开长安,还跟官府叫板,在大街上发传单:“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公然威胁办案人员,吓得官差都不敢全力搜捕。
朝中主和派甚至提出,既然武元衡已死,不如干脆再罢了裴度的官,以此安抚藩镇,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把唐宪宗给气坏了,说这是什么道理?“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如此示弱于藩镇,朝廷颜面何在?
宪宗皇帝不但没有听主和派的话,反而让裴度接任武元衡的宰相之职,继续围剿反叛的藩镇。
与此同时,指示有关部门,加大办案力度,扩大搜索范围,包括在京文武百官的府邸也要搜查,“敢有盖藏,全家诛戮”。此外,在全城发布悬赏通告:“京城诸道能捕贼者,赏钱万贯,仍与五品官。”(《旧唐书.本纪.卷十五)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在唐宪宗的亲自指挥下,案件侦破很快有了进展,几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入法网。
经过专案组连夜突审,犯罪嫌疑人对刺杀武元衡、裴度一案供认不讳,不但供出了幕后指使,还供出了令专案组毛骨悚然的内容。
原来,刺杀武元衡只是计划的一小部分,后面还有一连串更大的阴谋。
刺客的幕后指使、总策划是拥兵自重的两个藩镇首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这是朝廷意料之中的。
出乎预料的是,现场行动总指挥居然是个老和尚,嵩山中岳寺僧人圆净,今年已经80多岁了。
此人60年前曾是“安史之乱”中叛将史思明的手下,叛乱失败后,流落至嵩山,在中岳寺出家。
虽然已经是出家人,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圆净对大唐的刻骨仇恨却一刻也没有忘记,一直在寻找机会报仇。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颠覆大唐王朝,几年来一直在洛阳伊阙、陆浑一带购置田产,暗中招兵买马,积蓄力量。
此举与圆净不谋而合,于是双方勾结在了一起,计划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实施恐怖行动。
行动计划包括:刺杀朝廷主战派大员,制造恐怖气氛,让朝廷不敢围剿藩镇;同时,四处放火,焚烧军粮,大搞破坏活动。
放火这件事在刺杀之前就开始实施了。据史料记载,“辛亥,盗焚河阴转运院,凡烧钱帛二十万贯匹、米二万四千八百石、仓室五十五间。”(《旧唐书.宪宗纪》)
除此之外,他们还焚烧了洛阳的柏崖仓、襄州佛寺军储,甚至在唐高祖李渊的献陵放火,并折断了唐肃宗李亨建陵的47根门戟。
这还不算,更可怕的是,刺杀行动之后,李师道利用其在洛阳设有“邸院”,也就是“淄青驻东都办事处”的便利,输送了大批恐怖分子到洛阳,“欲伏甲屠洛阳”(《旧唐书.列传.卷九十二》),准备搞大屠杀,血洗洛阳城。
这份计划一曝光,朝廷上下不寒而栗,东都留守吕元膺迅速采取行动,将潜伏在洛阳的恐怖分子一网打尽,从重从快,全部就地正法。
据史料记载,行刑之日,老和尚圆净面无惧色,仰天长叹:“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旧唐书.本纪.卷十五)之后,慨然引戮。
至此,震惊全国的“603”大案告一段落。
不久,朝廷大军在裴度、李愬的指挥下,平定了带头叛乱的淮西藩镇,节度使吴元济被俘,押解长安斩首。
而刺杀武元衡的主谋,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朝廷大军的围攻下,很快也土崩瓦解,李师道本人被自己的部将所杀。
另一个参与此案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则在朝廷平定淮西后,宣布投降,归顺朝廷,被免于问责。
其它反叛朝廷的藩镇见状,也纷纷上表请求归顺,困扰了大唐近半个世纪的藩镇割据问题,就此解决。
唐宪宗李纯平定藩镇之乱,重新统一全国,仿佛为衰弱的大唐朝打了一针强心剂,唐王朝局面一度有所起色,那段时间,甚至被史学家认为是继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盛世之后,大唐的第三次崛起,史称“元和中兴”。
然而,平定藩镇叛乱并没有消除地方割据的根源,也没有彻底改变大唐江河日下的颓势,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延缓一些事情的到来,并不能改变结局。就像武元衡在死前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名为《夏夜作》的五言诗一样:
夜久喧暂歇,池台惟月明。
无因驻清晨,日出事还生。
夜晚的宁静和美好只是暂时的,等天一亮,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
宪宗死后不久,藩镇之乱再起,宦官专权日盛。
无可奈何花落去,结局其实早已注定,曾经辉煌的大唐,仿佛一个病入膏肓的垂暮老人,迈着沉重的双脚,步履蹒跚,一步步走向它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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