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精神分析漫谈　/ 季广茂

拉康精神分析漫谈/ 季广茂

拉康的精神分析属于深度心理学（depth ）的范畴。1968年前后，法国刮起了“回归风”：拉康要回归弗洛伊德，阿尔都塞要回归马克思（1969）、罗兰·巴特在回归索绪尔（1967）……当时流行的批判现实主义（ ）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勃兴，而科学哲学的勃兴又壮大了这股“回归风”。拉康、阿尔都塞、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等当时红极一时的思想家都认为，在任何研究对象下面，都掩藏着深层结构；只有挖出这些深层结构，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成为地地道道的科学。结构主义对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影响也表现在这里。当然，除此之外，它还深受法国黑格尔学派的影响。

彼其时也，弗洛伊德著书立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之久，克莱茵学派的理论（ ）、客体-关系理论（- ）和依附理论（ ）也已出现55至70年之久，而拉康学派相对来说还算年轻。山头众多，学派林立，各自为学，纷纷“修正”弗洛伊德，指责它犯了生物主义和泛性主义的错误，对这位精神分析的祖师爷敬而远之，拉康学派却要把我们带回古老的源头，颇有点返祖归宗的神圣意味。但拉康的精神分析吸收了当时的哲学、语言学、社会理论和文学理论；精神分析能在大学里风靡一时，拉康功不可没。

语言学对于拉康的精神分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拉康在1968年曾经声称，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这里所谓的“语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而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是整个结构主义运动的圣经，形成于20世纪之初。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把语言（）与言语（）严格区分开来。语言是一般，言语是特殊；语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言语则不是。把语言与言语区别开来，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与传统语言学的主要区别之所在，传统语言学关心的是言语的发展史。在索绪尔那里，“语言”是深层的潜在的结构或系统，正是它的存在，言语的形成才是可能的。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惯例性的。所谓惯例，就是对某种惯常做法或态度的一致认可、同意或接受。语言的惯例性主要表现在，词语和它指称的事物，两者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某个事物叫什么名字，是约定俗成的，大家一致这样称呼它的。同样是那个水果，中国人叫“苹果”，英国人叫“爱波尔”（apple）。此外，词语的意义并不来自它所指称的事物，而是来自这个词语与同处语言系统中的其他词语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意义并不在于单个词语，而在于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只有根据“上”来理解“下”，根据“左”来理解“右”，反之亦然。

在索绪尔那里，语言是由记号组成的，而记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能指是嗓子里发出的声音，或写在纸上的字符；所指是那个声音或者字符所代表的概念。注意所指是“概念”而不是词语指称的那个“物体”。“狗”的所指是某种“属于犬科的食肉类哺乳动物 ”这一概念，而不是哪只具体的“狗”。以前，学者们普遍认为，语言代表着外部世界的事物；索绪尔则与这种看法彻底决裂。正是这一点，使他得出结论说，语言与言语不同，语言是一种结构、系统，总之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

索绪尔语言学的勃兴，导致了当时所谓的“语言转向”（ turn），并通过哲学和社会理论传播开来，形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学术运动。这时候，各种文化现象都被视为语言。学者们相信，要想理解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必须把社会视作语言。甚至有人认为，语言决定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现实。这种语言观始于索绪尔（在他那里，这属于方法论范畴），但在新康德派哲学和维特根斯坦著作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语言观成了理解语言与现实之关系的先验假说。拉康深受此种观念的影响，他把语言视为理解无意识运作的隐喻，还把符号界（the ）置于实在界（the real）之上。

索绪尔是沿着两个维度来分析语言的：其一是对横组合层面的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他要找出有哪些规则支配着记号的组合，即找出语法的规则；其二是对于纵聚合层面的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他要找出，哪些记号可以相互替换，又不会造成语句意义的损失。在拉康看来，这两个维度相当于梦作（dream work）中的浓缩（）和置换（）。在文学批评中，这两个层面分别相当于转喻和隐喻。在这里，重要的是隐喻，它将把我们带回精神分析的根基。拉康在使用这些概念时，总是把能指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无意识的运作过程就是从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的过程，即从一个隐喻滑向另一个隐喻的过程。虽然拉康一再声称回到弗洛伊德那里，但拉康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弗洛伊德的观念。在这里，精神分析不再属于生理学和物理学的领域，它属于潜在地、无限变化的意义领域。拉康把弗洛伊德索绪尔化了、语言学化了。

拉康的精神分析并不令人感到赏心悦目，因为他的表述过于艰涩，仿佛表述越艰涩，越能促使读者开动大脑，认真思考。一般说来，从总体上看，精神分析提供的答案已经相当艰深；到了拉康那里，不仅答案艰深，问题也越来越艰深。他的语体与弗洛伊德大相径庭（弗洛伊德的文字总是那清晰流畅，以至于令人怀疑它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但他的确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

精神分析并不怎么关注外部的“真实”世界，它更多地关注内部的“精神”世界。拉康的精神分析顺应了“语言转向”的潮流，系统地吸收了索绪尔语言学的许多观念，扩展了弗洛伊德的思想疆域。拉康是一位真正的理论家，因为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一味关注直觉，他关心系统的理论，以之解释、阐释、分析诸种精神现象。

拉康把精神领域一分为三。至于如何称呼这三个领域，拉康表述含糊（当然是“精致的含糊”），分别称之为“the real”、“the ”和“the ”。

有人把三者统称为“”（音域）。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意识地从一个“音域”进入另一个“音域”，这显然不是拉康所要表达的东西，因为有些“音域”我们是无法进入的，甚至是无法符号化的。

有人把三者统称为“”（结构），这有些过于接近弗洛伊德的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或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其实拉康的“精神领域”并不能取代弗洛伊的“心理结构”或“人格理论”，甚至很难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关切点相去万里。

有人把三者统称为“移动的重力核心”（ ），因为在不同的阶段，拉康强调不同领域的重要性。最初是the ，其次是the ，再次是the real。

一般把三者统称为领域（）。它暗示我们，有不同的存在或非存在（或non-）的层面，我们可以穿越之（当然也不是随意穿越之）。可以把这些领域设想或高或低的区域。但这样做常常给人造成错觉，以为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精神发展过程，即从the 走向the ，再走向the real。这与拉康的想法是完全相悖的，比如，the real永远不是精神发展的起点，也不是精神发展的终点。

在中国学术界，有人称之为“界”（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有人称之为“域”（想象域、符号域、实在域），还有人干脆称之为“想象的”、“符号的”、“实在的”。

何谓“实在界”？在这个问题上，拉康即使不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含糊不清的。比如，他曾经引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the real is the ”（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但在更多的时候，他又强调“the real”是不可知、不可及、不可符号化的。后者才是他的核心观念。这马上令人想到萨特的“自在”（in-）和康德的“物自体 ”（thing-in-）。表面上看，说实在界是不可知、不及可，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不可知、不可及，无法符号化，如何知道它是否存在？拉康认为，实在界一直在努力符号化，但每一次符号化都以失败告终，每一次符号化都磕在了“阉割之石”上，导致了“踪迹”或“征兆”的形成。我们正是据此“踪迹”或“征兆”，才肯定实在界的存在的

切忌把实在界（the real）与现实（）混为一谈，两者完全相反：一个是不可认识、无从把握的，一个是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把握，是对现实所做的想象性、符号性再现。现实，弗洛伊德称之为“精神现实”（ ）。精神现实不等于现实，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说来，把心理学（）与认识论（）区分开来，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如何审视、体验世界，这是心理学问题；我能否以某种程度的确定性、确切性认知世界，这是认识论问题。偶尔幻想着从十楼的窗口一跃而出是可以的，它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如果还没有一跃而出，就想到了重力原理，想到这样做或许会把自己摔成肉饼，马上就变成了认识论的问题。心理学问题与无意识有关，认识论与主体间性的现实（ ）有关，它是由理性控制的。

当拉康强调实在界“不可知”时，他已经把心理学问题认识论化了。这是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的，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其他精神分析的区别，或许就在这里。

其实把心理学与认识论融合起来，是当时的一大趋势。拉康把心理学认识论化了，阿尔都塞则把认识论心理学化了，比如他把“想象界”这一概念融入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他给意识形态所定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对个人与其真实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is a of the of to their real of ）。

想象界源于拉康所谓的“镜像阶段”，那一个确立自我身份（）的过程。婴儿最初把自己体验为满怀了相互冲突的欲望的主人，拉康称之为，意谓婴儿经验混乱，宛如无法定形的蛋白。但后来在镜中（或另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主体的身份开始形成。

这套理论很难置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中，尽管看上去，它与自恋（）有些相似，但两者存在着本质区别。它既是自我的起源和根基，也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异化：我认同了一个外在镜像，并终生认同之；只有成为别人，才能成为自己。所以拉康对待“自我”的态度与弗洛伊德大相径庭。“自我”都是虚假的，都是被异化的。拉康绝对反对主体强化自我，反对以强者的姿态挑战社会，反抗无意识的法则。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一直处于“内“（id）“外”（super-ego）交困的状态，拉康也同意这种看法。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内“（id）与“外 ”（super-ego）的调停者、仲裁人，拉康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真正发挥调停作用的不是自我（ego），而是幻觉（）或幻象（）。虽然这是个幻觉或幻象，但却是必要的幻觉或幻象，因为如果没有幻觉或幻象，婴儿就无法感知、体认自身。认同幻觉或幻象是深刻的异化，却是精神发展的必由之路。

想象界一词揭示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成为某类人物，得到他人（the other）的认可。这样的“other”到处都是，包括我们的无意识——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无意识在凝视我们，我们在为他表演。这时候，无意识发挥着 “超我”的作用。这个看法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在个人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我们要别人承认我们正直、善良、诚实、纯洁时，我们已经生活在想象界中。此外，想象界一词（还有“欲望是他人的话语”一语）还告诉我们，主体总是被割裂、撕裂、分裂的主体，都是被划了斜杠的主体（＄）。

想象界脱胎于主体对于镜像的认同，这种认同影响了各种人际关系，创造出无意识的幻象（ ）和有意识的想象（ ）。

在拉康那里，符号界似乎无所不包，极具“普遍性”。这是因为，当时出现的“语言转向”以及随后形成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把一切都化约为语言，化约为符号。似乎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物自体”，一种是语言或符号。现实似乎根本不存在，对现实的诸多层面的分析，似乎更是无稽之谈。

本质上，人的意识（）是匮乏；符号在种程度上再现了这种匮乏。换言之，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实在界。但实在界又是无法彻底符号化的，所以总是产生残迹（）、残余（left-overs）、残渣（）、非符号性剩余（non- ）等。或者说，我们要去占有实在界，结果大败而归，只好承认自己失败，而符号就是我们写就的投降书。因此符号界是主体与实在界相互妥协的结果。

主体的失败还表现在，根据当时的“语言转向”，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这个断语既真实，又不真实。的确，语言（或特定的话语）限制了我们所要言说的领域（比如在中国用来直接表达“性”的词汇甚为贫乏，到现在，一个“***”难坏了多少译者）；但是，我们也可以突破语言的重重限制，创造性地表述我们想要表述的东西（比如用隐喻、转喻表述性活动）。

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及其关系，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拉康的其他观念。语言永远是中心。也难怪，精神分析的主要工具就是谈话治疗（ cure）。但对于精神分析来说，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空洞言语（empty ）是由自我发出的言语，也是处于想象界的言语。它是一种姿态，没有实际内容。我把自己想象成何种人物，我要别人怎么看我，全靠空洞言语来确定和支持。我知道我要做什么，要摆什么姿态，此时说的话，就是空洞言语。“说实话”的对立面不是“说假话”，而是“说空话”，人不得不说空话，因为人不得不成别人。丰满言事（full ）则不同，它包含着欲望，意义丰富，精神分析者要倾听的正是这种语言。

当时类似的分类还有很多。拉康把语言分成“空洞言语”与“丰满言语”，海德格尔把语言分成“话语”（）和“闲扯”（idle talk）。前者内容充实，后者纯属瞎扯。哈贝马斯则在英国语言哲学的基础上，把语言行为分成“述行语言行为”（ act）和“交流语言行为”（ act），前者目的在于说服别人采取行动，后者目的在于彼此间达到相互理解。

空洞言语是说给“他者”（the other）这个假想出来的人物倾听的。空洞言语是虚假不实的，但透过它，可以发现这种言语的真相。真相源于可处？源于大对体（the Other）。注意，这里的“他者”（the other）与大对体（the Other）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前者是“倾听者”，后者是“发出者”。不是主体在说话，而是大对体借主体的嘴巴在说话，而主体对此常常一无所知。主体（或者“我”）是沿着两个方向被异化的：一个方向是借他发话的大对体，一个方向是那个假想出来的他者。

在以语言学为工具时，拉康赋予能指优先性，并把原初过程（ ）视为能指沿着符指链（ ）不断滑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隐喻和转喻产生了。能指要找所指，但总是找到一个抛弃一个，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都是处于“在路上”的状态。一旦找到一个，就会产生一个缝合点（ de ）。“缝合点”的理论在理解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时很有用。

拉康要回归弗洛伊德，结果不仅没有回归弗洛伊德，反而把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事业带到了哲学和语言学中，并导致了或积极可消极的结果。我们必须领会之、吸纳之，以丰富我们的感性，强化我们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