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吉方 | 当代西方“形式意识形态”美学研究的阐释路径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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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形式意识形态”研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审美理论之间复杂交融的理论联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形成了三种理论路径，分别是詹姆逊的“辩证批评”路径、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美学”路径、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路径。“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强化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特性及其范式特征，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批判理论的阐释能力与理论活力，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面对现实文化经验问题的理论沉思和价值转换。

作者：段吉方，单位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自：《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形式意识形态”研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审美理论之间复杂交融的理论联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形成了三种理论路径，分别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辩证批评”路径、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美学”路径、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路径。“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强化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特性及其范式特征，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批判理论的阐释能力与理论活力，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面对现实文化经验问题的理论沉思和价值转换。

“形式意识形态”：

概念层面上的内涵及其

作为美学问题的凸显

“形式意识形态”的概念是伴随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而出现并引起广泛讨论的。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詹姆逊、马尔库塞、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等都曾从美学角度对“形式意识形态”做出理论阐释。虽然他们角度不一，路径有所差异，但是都把审美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作为解释和分析当代美学和艺术批评问题的理论视角，从而使“形式意识形态”成为把握当代文学和艺术批评实践的重要理论形式。

像意识形态的概念一样，形式意识形态的内涵非常复杂，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形式意识形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属性的研究范畴，是审美形式的意识形态表达机制及其审美表现的探究，其基本的理论内涵在于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表征形式及其功能。

“形式意识形态”不等于“形式的意识形态”或“形式+意识形态”。与“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相比，“形式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更具整体性，它展现的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与方式的审美形式问题与一定社会生产实践的关联。如卢卡奇曾在《心灵与形式》（1910）、《小说理论》（1916）等著作中，将“形式”作为一个重要美学问题提出来，并贯穿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思考之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异化、审美形式、日常生活等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审美形式与日常生活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对话和理论互文，从而凸显了“形式意识形态”问题的美学根源。他们突出的正是“形式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与审美属性上兼具的特征，重在“形式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社会与文化表征层面上的考察，这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中所强化的内容。“形式意识形态”区别于“社会意识形式”，二者所讨论的内容和关注的问题尽管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但理论重心不同。“形式意识形态”无疑更偏重“形式”的审美表现问题，强调审美形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中介”与“积淀”特性。比如阿多诺就持这种观点。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认为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中，美学起到的是一种“折射作用”（aesthetic refraction），美学的这种折射作用有赖于艺术摒弃了关于现实世界的概念化理解，从而更加突出艺术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的张力关系。在这方面，形式起到的就是一种“中介”和“积淀”的作用。相比于“形式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形式”等，“形式意识形态”的提出并非仅仅表示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上的修辞和语序的变化，而具有概念、范畴上的特殊所指，它代表了一种美学理论研究的学理方向的变化，反映了现代美学视野中美学与当代社会、文化相联系的角度与方式。

“形式意识形态”的阐释路径：

“辩证批评”“否定性美学”与

“审美意识形态”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形式意识形态”的研究更加集中，理论观念有所拓展，特别是以詹姆逊、马尔库塞和伊格尔顿为主，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理论阐释路径。詹姆逊在“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中提出的是一种“辩证批评”的阐释路径。“辩证批评”是一种“批评的批评”，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和《政治无意识》第一章《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中，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小说理论》、布洛赫的《希望原则》、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和《启蒙辩证法》以及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等理论著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着重分析了阿多诺关于音乐风格、本雅明关于怀旧、卢卡奇关于叙事类型、萨特关于戏剧形式的研究。他既强调他们的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又强调他们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价值，在“辩证批评”的角度上对他们的理论做出了不同于传统或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判断。在“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上，詹姆逊的“辩证批评”强调的是音乐风格、叙事类型、戏剧形式等审美形式的历史转喻功能，并将之视为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种运动源于审美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引发的历史转换，如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研究、本雅明的歌德小说研究、卢卡奇的论述类型学研究等，都蕴含了深广的审美形式研究的意蕴，体现了审美形式的价值，但也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模式的哲学“转换”，从而展现出审美形式的历史转喻特征。

马尔库塞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式意识形态”研究的“否定性美学”的路径。马尔库塞的“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也有这个理论特征，即存在“理性—否定性—批判性”的“三褶皱”美学内蕴，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历史理性出发，但在概念中引发出否定性的成分，即引发出批判、对峙和超越。马尔库塞并非单纯强调艺术与现实“作对”，而是强调借助审美形式，特别是审美形式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功能，激发艺术对现实的超越性。同时，他强调形式的“否定性”还在于其“理性转换”功能。与詹姆逊相比，马尔库塞的“形式意识形态”研究更注重其“否定性美学”的批判功能，艺术的批判性价值也在“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中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强化。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式意识形态”研究的第三种理论路径是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路径。伊格尔顿在其早期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以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六个范畴提出了“形式意识形态”观念，其中他最为看重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范畴与“形式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他将“审美意识形态”视为一般意识形态中特殊的审美地带，强调“审美意识形态”在连接伦理、宗教等人类社会文化生活其他领域时所展现出的唯物主义批评功能。伊格尔顿把这一批评过程定位在探索一种所谓的“文本科学”。此后，在《文学理论：导论》《审美意识形态》等作品中，伊格尔顿都曾对“形式意识形态”做出自己的解读，强调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内部的“刻写”和“重写”特性。这种“刻写”和“重写”可以在作品的审美形式上展现其美学意蕴，其目的是从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分析文本生产的结构机制及其复杂的历史表述形式。伊格尔顿的“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的形式美学”及其可能性：

“形式意识形态”阐释的美学价值

“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体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上的理论贡献，也体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学研究上的特色。

首先，“形式意识形态”体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形式问题研究上新的美学视野，深化和发展了现代美学理论中的形式美学思想。现代美学理论中有关形式的美学研究观念源远流长，发展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阶段，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詹姆逊、马尔库塞、伊格尔顿等人那里，不同程度地从美学上扩大了研究范围，推动了形式美学思想的发展与进步。当然，这种理论发展与进步也是建立在以往美学研究基础上的，如在《美学讲演录》中，黑格尔就曾深入考察了意蕴（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并从不同历史阶段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论述艺术发展的类型史。但黑格尔关于形式的研究也有缺陷，他是在“绝对理念”思想的统摄下抽象地看待形式的美，如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和谐等，强调美作为感性材料的抽象的统一。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并在关于艺术生产、神话、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式观。当代西方“形式意识形态”美学研究充分吸收了黑格尔、马克思以来的形式美学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上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的新的阐发。他们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保持一种反思性的距离，同时也不赞成现代美学理论的审美形式自律论，他们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形式美学思想，在社会历史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联系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开创了形式美学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在具体美学理论观点上，强化了形式美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美学理论上展现了一种“新的形式美学”建立的可能性。“新的形式美学”是阿多诺提出的观点。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重视形式研究所展现出的审美张力（aesthetic tensions），同时倡导在形式研究中要超越那种审美自律的观念，走向一种“新的形式美学”。阿多诺关于一种“新的形式美学”的期望，可以说，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中获得了直接的理论回应。比如，在詹姆逊看来，阿多诺的“新的形式美学”提出了一种关于形式问题的新的理论思考。“新的形式美学”之所以被称为“新”的，是因为它区别于传统的形式观念，也区别于那种形式自律的美学主张，体现了文学、审美和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思想资源的交叉融合，这也是“形式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表达机制。在阿多诺的启发下，詹姆逊指出，文学艺术和美学研究的社会内容/意识形态和形式之间事实上是以“化学”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在美学研究中这是一种相互关系的事实，不是传统美学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所能概括的。在詹姆逊看来，这难以概括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因为文学艺术作品都有各自的结构和法则，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勋伯格的音乐等，都有自己的结构特性和审美生成发展的规律，在这些作品中，意识形态也以一种飘忽不定的方式存在着。以往的形式研究更多地突出了这些作品的结构特性，但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最终要经历一个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过程。结构、法则和审美规律不能自动生成社会性价值，包括审美层面上的价值，这个时候就需要历史和社会层面上的价值转换，这种价值转换是通过“形式意识形态”来完成的。詹姆逊的“辩证批评”就是通过一种“批评的批评”，突出这种价值转换的过程，他把这种转换称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把阿多诺的“新的形式美学”思想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模式当中。

对阿多诺的“新的形式美学”思想，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研究也有鲜明的理论回应。马尔库塞将形式研究的价值上升到资产阶级文化批判的层面，认为在形式中，艺术具备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否定性、超越性功能。在马尔库塞这里，“形式意识形态”已经从詹姆逊意义上的“辩证批评”思想发展到了一种审美批判层面上的文化理论建构方略，更是在阿多诺提出的“艺术和经验生活的对抗性”中，走向了文化批判的实践价值追寻。马尔库塞的理论回应无疑使“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语境中，展现出了更加积极的理论影响，从而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形式观。

最后，“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上有所增益，在学理层面上的重要突破值得重视。“形式意识形态”展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审美与社会的新的阐释方式，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文学与批评上的阐释力量。这种阐释力量不同于西方的阐释学理论，因而不是一种阐释学的理论形态，而是一种美学上的理论阐释观念。其第一个层面的学理价值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美学的“化学”式的理论融合成为可能，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面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的复杂关系问题时有了新的阐释空间和路径。第二个层面上的价值在于，“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体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超越传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努力和成果，这种理论成果用詹姆逊的话说就是体现了一种“思维的二次乘方”，是“对自身思维的思维”，也可以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阐释”。第三个层面上的价值在于，通过“形式意识形态”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现了一种“复数”的美学功能，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视形式问题，重视意识形态研究，但它不单是为了突出这二者之间哪一方面的价值，而是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整体研究中展现出批判美学的理论发展与成效。在这个层面上，当代西方“形式意识形态”美学研究已经由一种审美问题的思考上升为批判美学的理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这种理论建构中得到深刻触及和发展。当然，“形式意识形态”研究也需要在这种理论建构中更进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