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历次变法图强之中,最著名,也是最见效果的,大概要数秦国的商鞅变法了。而说起秦国的商鞅变法,就不得不说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以及其中最重要的法家思想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秦国地处西北边陲,一直被中原各国视作是蛮夷之地,抛开当时人们的偏见不说,秦国在文化上确实落后于当时的山东六国。那么为何法家思想会在秦国落地,并且迅速的奠定了秦国崛起的基础呢?
一、 一张白纸好作画,正因为秦国文化上的落后,所以接受起法家思想来,才更快更有效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爆发的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但这些层出不穷的思想,是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不管是那种思想,背后都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往往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
既然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自然有各自的拥趸,即每种思想在各国之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接纳他们的人。
思想听上去是个虚无的东西,但实际上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仅以变法图强来说,一个国家想要变法图强,首先就要统一思想,要国内从上到下的大部分人,都接受这种思想,才能保证在变法图强的时候,国家有战略定力坚持下去。
正如近代革命家谭嗣同所说:
“各国变法,无有不流血牺牲者。”
近代如是,古代也一样。要变法就必然要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如果没有在社会上形成统一的变法思想,老百姓和当权者们不能普遍接受这种思想的话,那么一旦变法触及到利益,势必要造成强大的反抗,最终的结果就是变法不成,反而加速了国家走向衰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
而要统一人的思想,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国民之中信奉的各种思想很杂,那么想要统一显然是痴人说梦。变法又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出击,即要改变的不仅是孩子的思想,还有一大群成年人的思想,而成年人的思想,几乎是不可改变的。
这就决定了在战国时期,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六国之中,想要统一思想比在文化相对匮乏,老百姓没啥思想障碍,只求功利的秦国要更为艰难。
一张白纸好作画,文化匮乏在大多数时候是坏事,但在国家想要统一思想的时候,却是好事,这正是法家思想为什么会在秦国落地,并迅速取得成果的核心原因。
二、 儒墨法道四种当时最显著的思想之中,法家思想,与秦国社会现实最为接近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变法要统一思想,绝不只是从教育小孩子开始,尤其是在当时的大争之世中,就算你有这个战略定力,准备用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改造一代人。但其他各国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所以战国时期的变法,势必要具备可以迅速看见成效的特点,这就给变法思想的落地生根造成了困难。既然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国家人民的主流思想不容易,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即切合他们固有的思想。这也正是法家思想会在秦国迅速得到认可的原因所在。
秦国地处西北,环境恶劣,又直面着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特殊的地理背景造成了特殊的思想基础,即整个秦国上下,最主流的思想基础其实是功利思想。用直白一点的话说,就是不管你什么思想,只要能让我迅速富起来,强大起来就可以。
而商鞅的法家思想,无疑正好切合了这种气质,它不讲究什么礼法,什么君子小人,只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这么做了之后有什么好处。用最简单的四个字概括,就是军功得爵。
这与秦国人的功利思想完美的切合了,反正不管你什么思想,只要能让我升官发财就可以,至于严刑峻法,虽然大家也不太喜欢,但是看在能当官,能分地的份上,都可以忍。所以说,与秦国本土思想的迅速融合,是法家思想能够在秦国落地的群众基础。
三、 当时的秦国政权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嬴渠梁选择法家思想,未尝没有背水一战的赌博成份
以上说的都是客观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但很多时候,历史也是在无数个偶然之中展现的。法家思想在秦国能够落地生根,也跟当时秦国国君嬴渠梁的主观意愿有关。
嬴渠梁,也就是秦孝公,他即 位时的秦国,可谓是惨不忍睹,刚刚被魏国敲诈走了河西之地,国土几乎缩小了三分之一,又受到西北草原民族的威胁,毫不客气的说,这场面再不奋起,就要亡国了。
要图强,自然需要人才,可当时的秦国被山东那些“文化人”们视作是穷僻之地,稍微有点才能的人,都不愿意到秦国来,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商鞅,秉持的法家思想还跟秦国人自己的看法很融洽。
对于秦孝公嬴渠梁来说,这个法,他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变法,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但不变法,秦国眼看着就要被灭国了。这种处境之下,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未尝没有背水一战,最后一搏的意思。但幸运的是,他赌赢了。
四.结语
后世因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导,对于商鞅和秦国变法,多有抹黑。但实际上从效果来看,商鞅变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法家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
思想本身是没有高低上下之分的,只不过有些时候能够切合历史背景,所以会光耀千秋,有些时候背离里历史背景,就会漠然无闻。
法家思想在秦国落地生根,即是法家思想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也跟秦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国民素质等,有着直接的联系。
参考文献:
《战国策》
《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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