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酒泉治水的传说
传说在史前时期，合黎山之南的酒泉、张掖是一片汪洋。为救黎民于水火，大禹制定了一个放弱水治荒漠，变汪洋为陆地，变流沙为绿洲的方案。于是大禹来到黑河流域，他跋山涉水，察看地形，先劈开山丹的龙首山疏通河道，所以，现在才有黑河穿越龙首山和瓦窑沟岭的局面。据说早年此处还有一座龙王庙，记载着这次治水的业绩。但是这次治水并没有起到根本作用，合黎山仍然阻拦黑河水北去，于是大禹又发动群众，劈山开流，终于使黑河、弱水畅通无阻，缓缓流向远方，在此山脚下形成“镇夷峡”；并修庙供奉了大禹的塑像。
大禹用一柄巨大的石斧，将合黎山劈开一道口子，海水从中喷涌而出。水到之处黄沙伏地，百草碧绿，林木丛生。年复一年，汪洋和流沙都变成了绿洲。后来，沧海巨变，合黎山南的酒泉、张掖成为著名的米粮之州，富足之地。到汉代，山北的居延海一带，广开屯田，成为西北最富有的粮仓，设有都尉专管这一带的军屯。
后来大禹到三危，发动三苗人，也就是古代的敦煌人，疏通了疏勒河和党河，使其在敦煌之北的沙漠中汇合，又浩浩荡荡地向西直奔罗布泊。
大禹治水的事迹，《尚书·禹贡》有这样的记载：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即西，……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即宅，三苗丕叙。……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就《尚书》而言，西汉伏生、孔安国，东汉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为之训解作注，唐人孔颖达又作《尚书正义》。孔安国认为合黎为水名，在流沙东；而马融、王肃皆认为合黎、流沙是地名，唐人司马贞、张守节则认为，合黎既是山名也是水名。合黎山在张掖县西北二百里。清代孙星衍《尚书古文注疏》中认为，《水经》所云“张掖”及《张掖记》之“张掖”均指汉张掖郡，三危山在燉煌，即甘肃敦煌县，黑水经此入南海。《禹贡》所谓“南海”系指“塞外得水为海”之居延海；孔安国还认为羌谷水即《水经注》《张掖记》所指的黑水，“《左传》所谓瓜州，允姓之戎所居，正三苗所窜之三危，故《楚辞·天问》云‘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设词以问天，非竟不知其处也”（参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禹贡第三·虞夏书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199页）。
《水经》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载：“都野泽在武威县东北，合离山（即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三危山在燉煌县南。”郦道元注云：
（武威）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东北即休屠泽也。《古文》以为猪野也……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俗谓之为西海；一水又东径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矣。
清赵一清《补弱水》综合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有关记载，认为“弱水之源委约略可得矣”，即弱水自张掖删丹（山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再折而北流，经沙碛之西入居延泽。他在《补黑水》篇中虽然否定了各家之说，但却未能提出新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这些山水名称的地望存在很大的分歧。由于各家立论角度不同，观点各异，最终的结论也未必全是。学者们试图在河西以外寻求上述山川的地望，如徐南洲、李文实、刘建华诸先生都认为三危是范围甚广的地域总名，而不是指敦煌的三危山。从《尚书·禹贡》关于“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的记载来看，“弱水”、“黑水”均为水道名，则此二水流经的“合黎”、“三危”应是山水名而不是某一地域的总称；若是泛指某一区域，就应是湖泊，否则就难以解释下文的“余波入于流沙”和“入于南海”。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为湖泊。张守节虽兼各家之说，认为“合黎”既是山名又是水名，合黎山在张掖县西北200里，合黎水出临松山东而北流，经合黎山入居延海，长达1500里。但张氏所谓的“合黎水”实际上就是弱水。因此，我们认为合黎应是山名，即今河西走廊北部的合黎山（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38页）。
《禹贡》所谓“流沙”，或云地名，或云水（泽）名，其地在汉张掖郡居延县附近。裴骃《史记集解》引郑玄说：“流沙在居延东北，名居延泽”；司马贞《史记索隐》则云：“张掖居延县西北有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郭璞认为，此西南所入之“海”即“今西海居延泽。《尚书》所谓‘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袁珂《山海经校注》引沈括《梦溪笔谈》卷3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水经注》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条云：“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与水流行也。亦言出钟山，西行极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沙随风流动是常见的现象，故可称为流沙；月生五日的流沙即新月形沙丘，是河西走廊北部沙漠地带的主要地貌景观。但将流沙解释为“沙与水流行”，未免有望文生义之嫌。“《尚书》称其地为流沙者，盖指地形言也……风吹沙转，聚而为山，故称流沙，言其沙质可以随风流动移转也……弱水自出合黎山即流行于流沙之中，故曰‘余波入于流沙'，即郦注所谓‘流行于流沙也。赵一清不解地形，谓流沙，沙与水流行也，此语不可通矣。凡先秦传记所称流沙，均指此而言”（黄文弼《河西古地新证》，见《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8～104页》。《元和郡县志》卷40云：“居延海，在（张掖）县东北一千六百里，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风吹流行，故曰流沙。”李并成先生据此断言：流沙即指今黑河下游的大片沙漠地域，今属巴丹吉林沙漠的一部分（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禹贡》“弱水”、“黑水”的地望，在前引清代学者赵一清、孙星衍的著作中均有考述。赵一清所考“源委约略可得”之弱水，即《说文》所谓由张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者，亦即张守节《史记正义》所云在张掖县北23里合于合黎水的弱水；至于出张掖县界鸡山东北流入居延海的张掖河（即古羌谷水，俗谓之黑河)，并未流经三危，因而不是《禹贡》之黑水。孙星衍则更明确指出，《汉书·地理志》所记张掖郡觻得县之羌谷水即《水经注》《张掖记》中所说的黑水，亦即《禹贡》所记的弱水（参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禹贡第三下·禹夏书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188页）。景爱先生对今额济纳河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弱水和黑河实际上是指同一河流的不同分支或河段。弱水又称溺水，发源于甘肃省山丹县西南35千米的穷石山，故其上源又称山丹水；山丹水西北流至张掖，与发源于青海省境内的张掖河（即羌谷水，今甘州河）会合后，称作黑河；黑河北流，出合黎山至毛目（今鼎新），与源自青海省的临水（即肃州河，又称北大河）相会。自此以下的河流，古称弱水，今称额济纳河。在有的著作中，也有将黑河称作弱水者（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辑）。李并成先生进一步考证指出：弱水即黑河，又可专指黑河上游的主要支流山丹河。山丹河发源于祁连山支脉冷龙岭（即古之穷石山，又名兰门山），自此北流，经山丹、张掖汇入黑河干流，再经临泽、高台县境，越合黎山，由酒泉金塔县鼎新镇北入额济纳旗境。《汉书·地理志》等书所记之羌谷水（《史记正义》称合黎水，亦名张掖河）即黑河的正源干流，自鹰落峡出山后东北流，在张掖乌江堡附近与弱水（山丹河）合，折而西北越合黎山，北流至额济纳旗。全长约820里，约合唐里1520里、汉里2000里，与《史记正义》“行千五百里”及《汉书·地理志》“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所记的里数大体相合（参阅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60页）。由此可见，《禹贡》所谓“弱水”即指今河西走廊中部河流黑河的支流山丹河，其干流即张掖河（又称黑河)。因弱水过张掖后汇入黑河，故又将黑河（张掖河）称为弱水。“张掖河绕合黎山之西而北流，是和《禹贡》所说相符合的。张掖河下入居延海，其周围皆为沙漠，正可以此解释所谓的流沙。
在禹部族活跃的那个时代，我国北方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洪水。古气象学和古生物学研究表明，冰河期末段的一次寒冷期过后，世界范围内曾一度出现了一个温暖期，冰川消融，雪线上升，降雨量增多，造成平原与河谷盆地及低洼地区的洪水泛滥。这个洪水时代给早期的先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许多民族的远古传说中，都伴有关于洪水的记忆。洪荒时代的酒泉，也是一片汪洋泽国。大禹治理了洪水，许多土地都可以播种，特别是在治水的实践中，人们总结经验，开山引水，修渠筑坝，使广阔而肥沃的土地得到开垦和浇灌，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与新疆地区的交通路线主要有四条：一是经青海东部的日月山、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到塔里木盆地南缘，二是经河西走廊、罗布泊地区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到和阗地区，三是经河西走廊、哈密地区到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四是经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贺兰山或阴山向西北再经戈壁沙漠到阿尔泰地区。其中第二条则是最主要的通道，其主要目的是进行玉石交换（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700多件随葬玉器，经鉴定有新疆玉、透闪石玉、岫岩玉和南阳玉四种，但主要是新疆和田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325页）。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则新疆玉输入中原至迟可追溯到武丁时代。这说明殷商时期中原与新疆地区的联系是较为密切的，文献记载并非毫无根据，大禹治水完全有可能到达河西走廊。因此，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历史功绩，它还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大禹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所形成的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弘扬大禹治水精神，对于传承华夏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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