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传奇人生

　
　
他24岁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但他连教授都不敢做，跑去找自己的老师张伯苓求救。张伯苓教导说，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回到清华，老老实实地做起他的教授。没想到的是，13年后，老老实实的他当上了清华的校长。
　　他似乎无所作为，却充分发挥了教授在学校建设中的作用。他把清华当作家，但这个家很民主。他说，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不是因为它有大楼，而是因为它有大师。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却为这所大学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
　　1930年初夏，北平一派的平和景象。西直门外的清华园里，教授上课，学生读书，也是一副象牙塔风光。然而，这景象的背后，却潜伏着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空前的危机。任期不到两年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虽然也有不少建树，但因其独断专行，坚持推行“党化教育”，终于激发了和师生们的矛盾，僵持不下。罗家伦以辞职要挟，可学生们的反应颇有点揶揄的味道。他们说，无论国府批准与否，本校无人表示挽留。
　　罗家伦走了，政府随即派乔万选接任校长一职。乔万选是清华校友，对接管清华踌躇满志。可当他带着武装卫兵刚进学校，立即被学生们拦下。学生们把乔万选一人请进了小礼堂，等到乔万选出来时，清华学生已经拿到他签署的“永不任清华校长”的承诺。
　　“驱逐校长几乎是师生一致的。清华的传统是民主自由，容不得一点专制独裁。”（清华教授）
　　“清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1925年以后，清华改办大学。有一批清华留美学生，学成回国，回到母校任教，成为一些年轻的教授。那么这些年轻的教授，他们接触到国外教育的先进情况，看到了国外学校的民主，受到民主的影响。所以对清华学校行政人员那种专断作风表示很不满。”（同上）
　　尽管国民政府中，觊觎校长职位的有30多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连走进小礼堂的机会都没有。乔万选离开后，这所大学竟连续十一个月无人管理。大学是不能没有校长的，清华师生以期盼而又戒备的矛盾心情，等待着下一个校长的到来。
　　“'三赶校长’之后，关于清华校长的人选，学生会就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到清华当校长，要不受外界政治干预；第二的话，知识要渊博；第三，威望要高；第四呢，他能够对清华的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同上）
　　十一月下午的一天，清华大学师生接到开会通知，他要与大家对话。这新来的校长，就是本校教授，叫梅贻琦。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驱逐的对象呢？
　　梅贻琦，是清华学校首批庚款留美生。1915年9月，他学成归来，回母校任教，以后还被任命为物理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以及清华学校的校务长。发生校长风波的时候，梅贻琦正在美国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管理全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1928年11月，39岁的梅贻琦接到调令，他又重回清华园。
　　“梅贻琦在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在就职演说当中，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讲话中他说，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它有没有好的教授。”（同上）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一个学校师资的力量，要把它提到绝对的高度。”（梅贻琦儿媳，原清华学生）
　　“他说大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而这两者的实现，全依赖于师资和教授。所以他提出'大师论’是很明确的。”（清华教授）
　　梅贻琦的“大师说”，使清华师生对梅贻琦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其实“大师说”不是梅贻琦一夜之间想出来的。早年清华国学院成立，邀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这四大导师，使清华成为中国国学研究的重镇，这其中就有梅贻琦的主张。当时他是清华的校务长。
　　就在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中，被他尊崇的大师门也在静静聆听。清华自建校起，就有尊崇大师的传统。梅贻琦的“大师说”，是将这个传统表现的更明确，更自觉了。他并不是把教授用来提高大学的声望，他是希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上，对学生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而清华的教授在学问和人格上，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但如何教育学生，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一直是清华大学争论不休的问题。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当时教育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在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教育要培养的是哪一种人才呢？这个问题，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大学教育应该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而梅贻琦一直旗帜鲜明地主张，教育学生首要的任务，是成就学生完全的人格。
　　“大学教育当中，最主要的是要进行一种全人格的教育。像一个人要教育成这样一种人，你做研究也好，做服务也好，做公务员也好，他能贪污吗？能背叛祖国吗？首先他人格完整啊！”（同上）
　　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思想。他希望清华能培养博及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而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清华师生就是这样看到了新校长的亮相，知道了他的想法。就在梅贻琦演讲的礼堂外，有一座清华毕业生捐赠的日晷，基座上刻着这样的字句：行胜于言。清华一向崇尚实干，师生们对这位新校长的态度同样如此，说是说，做是做，清华学子拭目以待。
　　好像是故意要让人失望，梅贻琦在发表颇有新意的演讲之后，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似乎是整天躲在公文的后面，他似乎表现得非常缺乏主见，他有一句口头语流传最广，叫做“我从众”。梅贻琦完全不同于那些被驱逐的校长，他没有独断、专横。可是，堂堂清华校长，也不能这样无为而治，随大流吧。是懦弱?是畏缩？是有所顾忌？人们猜疑着，也从各种渠道打听着。果然，人们探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梅贻琦在与夫人韩咏华结婚之前，有人告诉韩咏华，梅贻琦是个极不爱说话的人。韩咏华信口答道，“豁出去了，说多少算多少吧。”谁知结婚以后，梅贻琦果然如此。
　　“梅先生在家里头啊，态度总是笑眯眯的，老是很温和，可是不多说话。看到年轻人在一起玩的高兴了，他总是来看看，点点头就走开了。”（梅贻琦儿媳）
　　慢慢地人们发现，沉默寡言的确是这位校长的性格，并不是什么畏缩的思想作怪。人们逐渐理解和接受了这位沉默的校长。但不久后，梅贻琦的作为却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梅贻琦开始从行政上消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力。
　　“开会的话，他都是在旁边听，无论是教授会还是评议会，他很少首先自己发表意见。他都是听别人讲，一旦大家做出了决定，他执行的非常坚决。”（清华教授）
　　二十世纪初，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执行首长共同组成“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在具体问题上，梅贻琦可以从众。他左边的人可以批评他，他右边的人也可以批评他，他都接受。
　　“吴有训先生就常常不同意梅先生的好多做法，虽然梅先生没有坚持许多做法。吴有训先生就提出批评，你这样做不对，他也接受。”（梅贻琦儿媳）
　　但是在大的问题上，他又是不遗余力地倡导鼓吹。比如在清华，他尊奉蔡元培先生的主张，把“学术自由”作为办学的原则。
　　“他把学术自由作为一生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办学的原则，对清华影响比较大。梅贻琦是一个爱国的教育家，他希望求得中国教育的独立，而很重要的，就是要求得学术独立，所以他竭力主张学术自由。”（清华教授）
　　学术自由，是梅贻琦办学的灵魂。在上世纪20年代白色恐怖正浓时，他批准冯友兰考察苏联，回来公开宣讲苏联的种种优越制度。到了30年代，他容许吴晗、闻一多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他曾写道，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的使命。
　　“他的办学就是一个'通才教育’，另外一个就是'学术自由’。从不干涉你，所以在西南联大，在清华都是百家争鸣。可以矛盾，比如闻一多先生，同很多人的思想都是相左的。所以都可以融进来，这一点梅先生是学习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思想。”（梅贻琦儿媳）
　　老教授们都清楚，梅贻琦是为学术自由，极大地尊崇着“教授治校”的传统。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可是没能奏效。清华虽是国立大学，但办学资金来自于美国庚子赔款，并不依赖政府，所以能坚持教授治校的传统。那些要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就只好离开。
　　梅贻琦上任后，一改前几任校长的做派，他不仅尊重这个制度，并且把他的效用发挥到极致。教授们关于校政的决议，他都认真执行。对学术蛮横干预的事情没有了，教授的作用发挥了，梅贻琦也坐稳了他的校长。而他寡言的性格，也被清华师生理解和接受。
　　1935年，当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觊觎华北的危急关头，是清华师生首先呼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鼓舞着当时的青年，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军警到学校来抓人了，学生们与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场的教授们没有对策。人们把目光投向梅校长，怎么办？然而，平时很少讲话的梅贻琦，仍然没有话。
　　“后来国民党来要黑名单，说你把学生的名单给我一个，好按那个抓人啊。”（清华教授）
　　结果，梅贻琦竟提供了一份名单。学生们不解，他们不相信梅校长会出卖学生。军警开始按照名单抓人了，后来的事实是，一个学生也没有被他们带走。
　　“为什么呢？后来弄清楚了，梅校长只是把前年的学生住宿的名单给了他们一个，结果他到那一抓，都不对头了。梅先生你别看他不说话，他的脑袋里有主意。所以他的外号叫'寡言君子’。”（同上）
　　不知不觉间，梅贻琦做清华校长已经六年了，没有人提出要更换校长。有人问其中的奥妙，梅贻琦幽默地回答：因为我姓梅，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
　　时间走到了1937年，夏天，清华大学放暑假了。然而，仍旧有两百多师生留在学校。7月7日，留校师生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梅贻琦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开始流亡。
　　“在'一二.九’运动以后，清华是对战局有比较清醒认识的学校之一。梅贻琦和教授开会讨论，如何应付这个。当时果断地停建了好几个大建设，把剩下的建设款，有41万，转向投入到湖南，买了一些地。所以后来战争爆发以后，长沙临时大学才有了一个落脚之地。”（同上）
　　在长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三校师生齐心协力，艰难地度过了一个学期。但是，时局又发生了变化。这时，南京沦陷，武昌告急。1938年2月，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临时大学奉命迁于云南省会之昆明，四月底全部到达。本校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自西南联大成立以来，虽然最高领导仍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但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两人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所以，西南联大校务工作实际落在了梅贻琦一人的肩上。
　　战时的非常状态，使梅贻琦不得不改变沉默寡言的性格，他常常要牵头去做许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清华有庚款做后盾，经济实力远胜于其他两校。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种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所以人们说，联大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似乎没有清华，只有联大。
　　梅贻琦生活简朴，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环境中，他要靠典当衣物度日。他的夫人也常常和教授夫人们一起，亲手做糕点叫卖，贴补家用。还把糕点叫做“定胜糕”，意谓“抗战一定会胜利”。
　　西南联大校舍分散，梅贻琦常常步行一二十里，奔波于各院系之间。即使在日机轰炸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梅校长依然淡定从容。
　　“每一次警报来的时候，他总是穿一身长衫，拿一根拐杖，慢慢的走。有的人一听警报就乱了，他不是，安步当车地，还疏导学生，不要急，这个路窄。”（同上）
　　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大师。西南边陲，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守望者，而孕育着希望。西南联大，使中国在战乱频仍、半壁沦陷的情况下，保存了教育的元气和一份精神的力量。可以想见，这里蕴含着梅贻琦的多少心力和贡献。
　　1940年9月，清华学生在昆明，举行了“梅校长服务母校25周年公祝会”。会上，师生和校友们用美好的词句，赞扬他数十年如一日服务母校的功绩。
　　“梅校长要答词了。不能把清华的成就算在一个人身上。比如说我，我举一个比方给大家，像京剧戏台上那个王帽，就是唱皇帝的那个人。”（同上）
　　“他说你别看他仪仗森严，他只是一个配角。而唱戏的是那些大将将军，是那些文官武将。他说，要是清华有什么成绩的话，应该感谢的是，我刚刚搭了一个很好的班子，他就像一个唱王帽的人坐在那摆样子的，就觉得主要的作用取决于那些大师。”（梅贻琦儿媳）
　　时间迈过1946年的门槛，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军队终于被赶出中国的土地。清华师生踏着满目疮痍的国土，返回清华园。然而，学生们的课程刚刚安稳下来，国内形势骤变。1948年，国共双方大决战，人们心里都清楚，胜利的一方将会是谁。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走和留的问题。但梅贻琦，是决定要走的人。
　　“清华大学学生会啊，拉着队到梅贻琦校长的宿舍里头，喊着口号，说梅校长不能走。吴晗那时候已经到解放区去了，他就在那通电给梅校长，说梅校长请你留下。”（清华教授）
　　很多人不能理解，梅贻琦为什么要离开大陆，而他却又自己的考虑。他要保护好清华基金。清华大学的基金来自于庚子赔款，想要动用这笔校款，必须要有两个人的签字才能生效。一个是教育部长，另一位就是清华的校长。
　　“他说，我走啊，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出去保护清华大学的校款。我要不出去啊，国民党随便派一个校长，再配合他那个教育部长，两个人一签字，这款不就没有了吗？”（同上）
　　梅贻琦离开大陆后，先是在美国呆了几年，后来又去了台湾。他利用清华基金，在台湾创建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别人几次建议，说咱改名吧，不要叫研究所了，直接叫清华大学得了，他不同意。主要我活着，这就是个研究所，真正的清华大学在北平，或者在北京。”（同上）
　　他始终不愿将研究所改为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学生们心中的梅贻琦是“永远的校长”。他肯做事，忠于所做的事。在近50年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清华。弥留之际的梅贻琦，仍然不忘身边的那只手提包。他去世后，人们发现里面装的竟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人们记得他的告诫，他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去追求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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