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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欧丽娟“中国文学史”课程笔记(四)

欧丽娟教授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红楼梦》及中国文学史。




欧丽娟,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红楼梦》及中国文学史,目前网上可以找到欧老师《红楼梦》(仍在更新中)、《中国文学史》(先秦至六朝)以及部分讲座的视频。由于欧老师学养深厚,视角广阔,往往能够旁征博引,融贯中西,部分观点尤能令人耳目一新,不免激发学习探究的兴趣。这份笔记资料根据网上流传的《台大“中国文学史”笔记》整理补充而来,部分顺序经过调整与课程顺序稍有差别,建议感兴趣的朋友结合相关课程重新完善补充。(*笔记资料仅供学习参考,勿做商业用途;笔记资料会持续更新,全部内容将陆续推送。)




》(上)

4.1 纯文学、北方文学的代表

1.王力《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在多种文化当中,每一个文化体都有一个基础的文化,在文学中也存在一种根文学,它会有力地规定诱发文学以及人们审美指向的形成与发展。

2.荣格等西方学者阐释了集体无意识或者民族潜意识等等,也触及到根源基础的层面。荣格给予西方文化以及心理很深刻的影响(*ps.徐复观:中国与之不同,周文化很早就有人文主义的主张,很早确立了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对现实的关注,对人的重视,将巫术、想象等逐渐排除文化的主要内涵之外)。中国人文精神是非常早熟,决定了文化跟文学的主要框架,正因如此,儒家文化发展得比较早,使得中国文化的个性呈现历史化、伦理化,而非超越世界的超现实的成分,这样一来,在中国文化中,就比较排斥神话原型的正常流布,文学原型的来源就转向《诗经》、《离骚》,因此它们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根文学。

3.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

4.2 “正变美刺”

1.《诗经》

缘起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主要收录了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民歌(*ps已经过贵族化),地域涵盖山东到陕西,是具有高度历史化、伦理化特征的周文化的产物(*ps.商文化崇尚鬼神),即使非礼教的内容,也体现出温柔敦厚的特点。

2.颂、雅时间较早,也是在西周时所写;国风中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基本产生于春秋前期与中期。“风”的通常理解是民风、风俗,有学者通过训诂、考据,认为“风”本意是“牝牡相及”,这个意思保留到今天的俗语中“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国风”主要体现婚恋的意思。

3.诗经作品的具体分期:

西周前期(前11世纪—前10世纪):《周颂》,部分《大雅》和少数《国风》;

西周后期(前9世纪—前8世纪):《小雅》和部分《大雅》;

东周前期(前8世纪—前6世纪):《国风》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

4.《诗经》的编纂

(1)采诗说——采诗人——各地民歌——周王室乐官“太师”;

(2)献诗说——各国乐师——诸侯之乐——周王室乐官“太师”;

(3)删诗说:《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时的篇目基本与今天的《诗经》相同,而且孔子当时八岁,不可能进行删诗。

(4)逸诗——数量较少;

(5)笙诗:有目无辞。

5.“采诗说”影响

(一)采诗说影响:白居易呼吁恢复采诗官,倡导新乐府运动,“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这并不是白居易首倡,《唐会要》中的记载有“观风俗使”,但仅是政治构想,并未实现。

(二)通常认为《诗经》有教化百姓的功能,但实际上与百姓无关,尤其是《诗经》成为儒家经典以后,它就成了知识分子所需具备的文化涵养。

(三)陈寅恪指出:“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用的是《毛诗》、《乐府》以及杜诗,不是教化百姓的,而是为了改正当时民间流传的鄙俗淫言的风气,他不是向民间学习,相反是改造民间,这与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同样的心态,韩愈用《太史公书》、《左传》的文体来写作,连元稹的《莺莺传》也是用古典散文创作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对抗民间的鄙俗风气。

(四)民间的《竹枝词》影响朝野,但语言鄙俗,刘禹锡写《竹枝词》也是改正低俗民谣的努力。(五)新乐府运动:诗歌革新运动,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名。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

6.《诗经》早期表现是诗乐舞结合,“三百篇可以弦歌”,但《诗经》的作品究竟是否可以入乐,也不能定论。宋代以后疑古风气盛行,宋人程大昌把《诗经》分为乐诗和徒诗(*ps.南朝出现了徒诗,诗歌写作出现了新要求,也就是声律,以文字自身的平仄来补充诗歌的音乐性)。

7.《诗经》对美学品味、价值判断的影响:

正变美刺——《诗经》的政治功能,即正统或变异、从正面反映民俗、赞美执政者的功绩或从反面揭露世态浇薄、执政者政策不当。风雅颂影响了儒家的诗学,形成文人言志传统。

1正风:婚恋内容也“发乎情,止乎礼”

指《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唐陆德明《诗.周南.关雎诂训传》解释“毛诗国风”为:“国者,总谓十五国;风者,诸侯之诗。从《关雎》至《驺虞》二十五篇谓之正风。”《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唐孔颖达疏:“王道衰,诸侯有变风;王道盛,诸侯有正风。”(参阅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国风》)

2变风:婚恋内容成为“淫奔之词”,在野者“居下流而讪上者”,超越分寸与身份,也不符合儒家的观念。

原出自《诗 .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盖指《风》、《雅》中周政衰乱时期的作品,以与“正风”、“正雅”相对。“正”、“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分的。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3正雅:雅就是朝廷。

4变雅:以在朝者身份反映朝廷的铺张和不良,“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痛俗之所为”。

《诗经》中《小雅》、《大雅》的部分内容,与“正雅”相对,一般是指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诗.小大雅谱》:“《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 孔颖达疏:“《劳民》、《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

8.西方文学是叙事性文学,即使是诗歌,也带有高度叙事性,相对而言,中国文学形成了抒情传统,这是一个尚在构建中的概念,但其中有一种观点是中国的抒情传统始于《诗经》。

9.大陆学者杨辉对诗学中的正变观的阐释——从《诗大序》、《诗谱序》分析汉儒“风雅正变”的三个维度:

第一,以时与诗定正变,即以时代的盛衰来定正变,盛时所写雍容、光明,为正,衰时所写反映骚动、不平,为变;

第二,以诗的功能定正变,歌颂的为正,讽喻的为变;

以诗的志跟情定正变,言志者为正,咏情者为变。“志”偏向于大我的关怀,对国家、人民表示关心,“情”被归类为个人私情(*ps.根据这套正雅之分,宋词并不是文人所重的文类,不能完全通过宋词了解知识分子)。根据正变之分,出现了对立的评价,比如以纯、质、辨、丽、雅来赞美诗歌,用侈、浅、艳、讹、新来批判否定,如唐诗的时代变化,盛唐是正,晚唐是变。明代杨士弘:“中唐以来,虽皆卓然成家,然不能不堕于一偏之失,如李(贺)之险怪,卢(仝)之泛溢,孟(郊)之寒苦,元(稹)白(居易)之近俚,故不录于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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