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欧丽娟“中国文学史”课程笔记（四）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红楼梦》及中国文学史。
欧丽娟，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红楼梦》及中国文学史，目前网上可以找到欧老师《红楼梦》（仍在更新中）、《中国文学史》（先秦至六朝）以及部分讲座的视频。由于欧老师学养深厚，视角广阔，往往能够旁征博引，融贯中西，部分观点尤能令人耳目一新，不免激发学习探究的兴趣。这份笔记资料根据网上流传的《台大“中国文学史”笔记》整理补充而来，部分顺序经过调整与课程顺序稍有差别，建议感兴趣的朋友结合相关课程重新完善补充。（*笔记资料仅供学习参考，勿做商业用途；笔记资料会持续更新，全部内容将陆续推送。）
第
四
课
《
诗
经
》（上）
4.1 纯文学、北方文学的代表
1.王力《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在多种文化当中，每一个文化体都有一个基础的文化，在文学中也存在一种根文学，它会有力地规定诱发文学以及人们审美指向的形成与发展。
2.荣格等西方学者阐释了集体无意识或者民族潜意识等等，也触及到根源基础的层面。荣格给予西方文化以及心理很深刻的影响（*ps.徐复观：中国与之不同，周文化很早就有人文主义的主张，很早确立了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对现实的关注，对人的重视，将巫术、想象等逐渐排除文化的主要内涵之外）。中国人文精神是非常早熟，决定了文化跟文学的主要框架，正因如此，儒家文化发展得比较早，使得中国文化的个性呈现历史化、伦理化，而非超越世界的超现实的成分，这样一来，在中国文化中，就比较排斥神话原型的正常流布，文学原型的来源就转向《诗经》、《离骚》，因此它们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根文学。
3.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
4.2 “正变美刺”
1.《诗经》
缘起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主要收录了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民歌（*ps已经过贵族化），地域涵盖山东到陕西，是具有高度历史化、伦理化特征的周文化的产物（*ps.商文化崇尚鬼神），即使非礼教的内容，也体现出温柔敦厚的特点。
2.颂、雅时间较早，也是在西周时所写；国风中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基本产生于春秋前期与中期。“风”的通常理解是民风、风俗，有学者通过训诂、考据，认为“风”本意是“牝牡相及”，这个意思保留到今天的俗语中“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国风”主要体现婚恋的意思。
3.诗经作品的具体分期：
西周前期（前11世纪—前10世纪）：《周颂》，部分《大雅》和少数《国风》；
西周后期（前9世纪—前8世纪）：《小雅》和部分《大雅》；
东周前期（前8世纪—前6世纪）：《国风》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
4.《诗经》的编纂
（1）采诗说——采诗人——各地民歌——周王室乐官“太师”；
（2）献诗说——各国乐师——诸侯之乐——周王室乐官“太师”；
（3）删诗说：《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时的篇目基本与今天的《诗经》相同，而且孔子当时八岁，不可能进行删诗。
（4）逸诗——数量较少；
（5）笙诗：有目无辞。
5.“采诗说”影响
（一）采诗说影响：白居易呼吁恢复采诗官，倡导新乐府运动，“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这并不是白居易首倡，《唐会要》中的记载有“观风俗使”，但仅是政治构想，并未实现。
（二）通常认为《诗经》有教化百姓的功能，但实际上与百姓无关，尤其是《诗经》成为儒家经典以后，它就成了知识分子所需具备的文化涵养。
（三）陈寅恪指出：“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用的是《毛诗》、《乐府》以及杜诗，不是教化百姓的，而是为了改正当时民间流传的鄙俗淫言的风气，他不是向民间学习，相反是改造民间，这与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同样的心态，韩愈用《太史公书》、《左传》的文体来写作，连元稹的《莺莺传》也是用古典散文创作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对抗民间的鄙俗风气。
（四）民间的《竹枝词》影响朝野，但语言鄙俗，刘禹锡写《竹枝词》也是改正低俗民谣的努力。（五）新乐府运动：诗歌革新运动，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名。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
6.《诗经》早期表现是诗乐舞结合，“三百篇可以弦歌”，但《诗经》的作品究竟是否可以入乐，也不能定论。宋代以后疑古风气盛行，宋人程大昌把《诗经》分为乐诗和徒诗（*ps.南朝出现了徒诗，诗歌写作出现了新要求，也就是声律，以文字自身的平仄来补充诗歌的音乐性）。
7.《诗经》对美学品味、价值判断的影响：
正变美刺——《诗经》的政治功能，即正统或变异、从正面反映民俗、赞美执政者的功绩或从反面揭露世态浇薄、执政者政策不当。风雅颂影响了儒家的诗学，形成文人言志传统。
（1）正风：婚恋内容也“发乎情，止乎礼”
指《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唐陆德明《诗.周南.关雎诂训传》解释“毛诗国风”为：“国者，总谓十五国；风者，诸侯之诗。从《关雎》至《驺虞》二十五篇谓之正风。”《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唐孔颖达疏：“王道衰，诸侯有变风；王道盛，诸侯有正风。”（参阅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国风》）
（2）变风：婚恋内容成为“淫奔之词”，在野者“居下流而讪上者”，超越分寸与身份，也不符合儒家的观念。
原出自《诗 .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盖指《风》、《雅》中周政衰乱时期的作品，以与“正风”、“正雅”相对。“正”、“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分的。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3）正雅：雅就是朝廷。
（4）变雅：以在朝者身份反映朝廷的铺张和不良，“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痛俗之所为”。
《诗经》中《小雅》、《大雅》的部分内容，与“正雅”相对，一般是指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诗.小大雅谱》：“《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 孔颖达疏：“《劳民》、《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
8.西方文学是叙事性文学，即使是诗歌，也带有高度叙事性，相对而言，中国文学形成了抒情传统，这是一个尚在构建中的概念，但其中有一种观点是中国的抒情传统始于《诗经》。
9.大陆学者杨辉对诗学中的正变观的阐释——从《诗大序》、《诗谱序》分析汉儒“风雅正变”的三个维度：
第一，以时与诗定正变，即以时代的盛衰来定正变，盛时所写雍容、光明，为正，衰时所写反映骚动、不平，为变；
第二，以诗的功能定正变，歌颂的为正，讽喻的为变；
以诗的志跟情定正变，言志者为正，咏情者为变。“志”偏向于大我的关怀，对国家、人民表示关心，“情”被归类为个人私情（*ps.根据这套正雅之分，宋词并不是文人所重的文类，不能完全通过宋词了解知识分子）。根据正变之分，出现了对立的评价，比如以纯、质、辨、丽、雅来赞美诗歌，用侈、浅、艳、讹、新来批判否定，如唐诗的时代变化，盛唐是正，晚唐是变。明代杨士弘：“中唐以来，虽皆卓然成家，然不能不堕于一偏之失，如李(贺)之险怪，卢(仝)之泛溢，孟(郊)之寒苦，元(稹)白(居易)之近俚，故不录于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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