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芮城广仁王庙修缮工程

广仁王庙环境治理工程结束后，

附近墙面上的碑铭。

▲ 从麦田远望五龙庙

设计单位/URBANUS都市实践

建筑师/王辉 邹德华 杜爱宏

地点 /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

设计/ 2013-2015年 / 竣工/ 2016年

业主/ 芮城县旅游文物局

设计团队/

策划与执行：“龙·计划”团队/ 丁长峰，侯正华，曹江巍，李晓玫，董丽娜，吕建仓，张晓康，王辉，韩家英

建筑设计：URBANUS都市实践/ 闻婷，Anne Van Stijn，李晓芬，李永才

建筑施工图设计：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崔光海，汪震铭，王亚楠，韦磊，汪静，郑宇，陈梦化，张大伟，陈兵

景观施工图设计：loma陆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刘大鹏，王硕，郭凤志，葛翔，安静，毕琳琳，刘立坤

展示设计：韩家英设计有限公司/ 韩家英，关江，王俊，李承泽，罗文彬

基地面积/5838㎡

建筑面积/267㎡

结构形式/ 框架结构

摄影/杨超英(除标注外)

▲从西侧思庭看五龙庙山墙

▲村民与五龙庙(摄影：阴杰)

▲鸟瞰

▲总平面

▲村民广场与五龙泉遗址

▲序庭的地刻五龙庙剖面及墙上时间轴

▲五龙庙东端轴线(摄影：阴杰)

▲思庭与晋南古建展廊(摄影：阴杰)

▲框景中的五龙庙

▲剖面

▲从戏台看五龙庙

▲斗栱院中四个唐代建筑的斗栱展

▲入口

周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复盘·后博弈

“复盘”，这一源自围棋的术语，精髓在于博弈之后的再博弈：一局手谈终了，或独自、或邀二三同道中人，逐一复演对局招法，回到战时情境中衡估利钝得失，并探讨既成盘面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复盘抽离了实战搏杀中的速度感与功利性关切，通过关键节点的招式拆解及假想型的思维推演，不仅使对弈过程的取舍优劣清晰呈现，更让一纸固定的棋谱幻化为无数局可能的流变。离开复盘，围棋不过是寻常的胜负游戏，而对博弈过程进行复盘的再博弈操练，则让围棋晋身为一种思维的艺术。

从博弈的角度观察，建筑实践亦如枰对——从筹谋、设计到施工、落成，乃至媒体刊布及社会反馈，每一步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条件限制与问题挑战，需要建筑师放弃定式套路而拆招应对。若论博弈空间的错综宽广，建筑实践远逾棋道之上，其中蕴藏的博弈智慧更是可供持续开掘的思想富矿。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建筑专业领域缺少后博弈的“复盘文化”，使得“建筑评论”常变质为总结性、断言式、概念化的“建筑评价”，从而失去了本应通过在复现情境中层层辩难、对拆而显影出的批判性思维价值，导致建筑实践无法真正从建筑评论中获取智慧养分。未经深度博弈化的头脑交锋与心智砥砺，建筑评论和建筑实践难免隔山打牛、南辕北辙；而经由回溯、拆解、并诘问关键节点博弈招式的“批判性复盘”，建筑评论才能更真实、有效地切进建筑实践的思想内核并对其发挥智识作用。

来自文保专业领域的争议，让山西苪城五龙庙环境整治工程在完工后，被动地进入了一个复杂而激烈的“后博弈”状态。由于事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存世第二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被命名为“龙计划”的这一项目甫一进入传播语境，便吸引了文保领域的专家和大批文物建筑爱好者的高度关注，随后来自这一群体部分成员的非议之声更不绝于耳。非议的焦点所在，是这个严重偏离了文保建筑周边常规处理范式的设计，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合法性”？

在专业的建筑设计领域，“合法性”从来不曾成为一个问题，受过严格职业训练并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建筑师，似乎天然得到了对其设计的“合法性授权”。而围绕“龙·计划”项目展开的跨界争议，却突然在“文化合法性”问题上将论辩双方拖入了相互质疑的意见漩涡——文保专家高举保护历史“真实性”的行业大旗，批评建筑师破坏了历史环境的整体一致性信息；而建筑师则以“时代性”“社会性”“日常性”等观念针锋相对，直指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固步自封。在这个“双向批判”的博弈格局中，博弈双方都不自觉地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试图一战而夺取“文化合法性”问题的话语权高地。然而，这种各执一端的利益化博弈状态，远不能充分兑现“后博弈”这一难得的批判性契机所可能揭示的思想价值。因此，本文试图采用“批判性复盘”的方式，回到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的关键性思考节点，分别围绕设计态度、设计策略和设计形式这三个不同维度，将该设计引发的思想博弈导向更为深化的层面。

态度·如有神

建筑师王辉第一眼看到的五龙庙，周围环境较为恶劣。这个千余年来一直庇佑龙泉村风调雨顺的精神高地，其原有的“神性”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黯然消逝，仅余下凋敝的人工躯壳。与中华大地上许许多多曾有“神灵”栖居的传统信仰空间一样，五龙庙的颓败始于现代世界的“祛魅”——机井灌溉技术的普及，令祈雨仪式变成不折不扣的迷信，而祈雨功能的丧失，又让这一场所逐渐失去了对乡村日常生活的精神凝聚力。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原本风景如画的五龙泉干涸枯裂，天长日久竟沦为村里的垃圾堆场。从曾经的精神制高点跌落凡尘贱地，五龙庙的遭遇，仿佛古老农耕文明在现代社会衰微命运的缩影。

如果说，与神的“失联”让五龙庙地区开始丧失尊严的话，那么，与人的区隔则让五龙庙的整体环境彻底失去了“活性”。2013年末至2015年初，国家文物部门对五龙庙及戏台进行重新修复之后，四围红墙和一道门锁，把五龙庙与周遭环境决绝地切割开来。这种在中国建筑文保领域极为通行的常规做法，实际上是把围墙内的空间，视为一具将历史遗存当作僵尸“封印”起来的水晶棺，以此来保护所谓的物质“真实性”尽可能少地受到时代变化因素的干扰，从而能近乎恒定地留存下去。不得不说，这种将文保建筑置于“灭活”的、“非人化”空间中的思路和作法，在当下的国内文保领域仍然占居主流，而其理据却极少受到批判性的质疑与拷问。“存其形、丧其神、逐其人”，是国内大多数文物建筑经过标准文保整修流程“保护”后所遭受的普遍命运，如果没有“龙·计划”的介入，五龙庙不过是尘封的物质遗产库存单上所记录的一个名号而已。

▲改造前五龙庙环境

▲改造前庙院

面对彼时的五龙庙这块事实上“人神两亡”之地，王辉在开始设计之初的价值目标简单而明确——要引人、更要“通神”。引人，是建筑师设计公共空间的看家本领；而“通神”，则显非一件易事。所谓“通神”，可以理解为对现代“祛魅”空间某种特殊的“复魅”(re-enchantment)过程，而这种“复魅”的最终目标，是为场所营造一种非功利、超越性的“神性氛围”。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言，宗教式微后的现代社会，反而更需要一种作为宗教替代物的新神话，从而“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 事实上，神话作为一个虚构的意义框架，对人类个体短暂而偶然的存在给予一种意义性的解释和定位，这个有关人类存在终极价值的解释与定位功能，是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演化论/进步论的思想形态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可以说，一切文明的价值内核必然是“神话”，而“神性空间”也标志着一种文明在空间想象上能够达到的巅峰。在“人格神”神话日趋破灭之后，重塑“文化之神”的相关叙事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使命。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化演进，现代建筑也走出了一条从功能性到人性、再从人性到神性探索的历史轨迹。而在终极关切的价值意义上探索空间“神性”，在中国当代建筑实践中尚处于一片幽暗的空白。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或许可以算作中国建筑师小心翼翼迈向“通神”之路的一小步。

如何在不采用任何传统宗教性空间手段的前提下，用世俗的形式重新凝聚乡土精神、萃取文化意义，使五龙庙再度返魅为一个新的“神性场所”？复盘至此，我们基本可以理解王辉要将五龙庙的周边环境设定为一个整体露天博物馆的初衷所在。事实上，在现代建筑体系中，可供建筑师使用的与“神性”相关的思想资源和形式资源极为匮乏，而博物馆作为从最早的缪斯神庙发展、转化而来的“现代知识神殿”，也的确是最符合将五龙庙打造成新神性场所的当代建筑类型选择。“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museumizing imagination)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因为这意味着通过高度体系化的知识收集与陈列，而虚拟性地拥有了这些知识的产地空间，以及支配空间的合法性权力。博物馆所代表的“知识权力”辐射出的、抽象的神圣气场，正是王辉所试图借取、调用的场所复魅工具。在笼盖全域的“博物馆化”神性氛围基调下，博物馆具体的展陈内容、及其与五龙庙本身是否贴切都已无关大局。

恰如在精卵相遇的刹那，就已然决定了其所孕育的生命本质；建筑师价值态度的确立，即已铺就了一个设计的本底调性。“通神”，是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所昭示的统摄性文化态度，其后无论是建筑学的取势赋形，还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附加值动作，都莫不围绕此一根本性人文观照而展开。从本质上看，五龙庙环境设计的价值目标既非功能性、甚至也非形式性，而是精神性的。继前所述，神话，也即精神性的意义归宿是“文化乡愁”的价值内核，建筑师在该项目上的雄心，是通过营造一个“传统”与“现代”并置勾连的新神性场所，来凸显某种古今延绵、新旧生息的“连续性”意义归属——寄寓于日常生活从而斩之不断并挥之不去、有关精神故里的“文化乡愁”。在这一被重新定义的当代“文化乡愁”中，五龙庙被标准文保流程所“脱水”的“标本化历史”，重新被接续上时间的水源和生态的血脉。

在中国传统的文保观念中，现代生活被刻板地视为对古代遗产富有侵蚀性的“有毒环境”，因此需要在文物建筑和周边的人居场所之间做严密的“无菌化隔离”，哪怕文保对象就此成为僵尸化的“死文物”也在所不惜。从这个角度看，“龙·计划”对于五龙庙文物本体最富于创造性的贡献，是将其原本“无菌化”的“隔离环境”，置换为一个“过滤性”的“缓冲环境”，让当代生活与历史遗存之间保持某种低烈度但却具有日常性的无缝交接。即便不考虑“龙·计划”通过拓展旅游市场为五龙庙所增加的经济吸引力、通过再造精神性公共空间为龙泉村所提升的社群凝聚力、以及通过广泛的媒体传播而得到极大跃迁的社会知名度，仅从其通过神性贯注和人性滋养，令“僵尸态”的文物本体“活化”为综合性的人文生态核心这一条来评判，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就无疑攫取了比寻常文保项目更丰富、更贴身、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合法性”。假如说人文态度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一个设计“评分系数”的话，那么“龙·计划”项目的“评分系数”显然获得了更高的整体难度加权。

尽管在王辉和都市实践的所有作品中，五龙庙环境设计当属精神格调最高的一个，但过于强调“神性氛围”的营造，也限制了建筑师在设计的多样性和灵动性方面的发挥。例如，相较于高台上五龙庙周边为乡土“安心”的神性之地，坎下五龙泉旁为村民“安身”的公共广场则不免稍逊人意。由于两者采用了相近基调的神性氛围设定，导致为人服务的村民广场略显呆板和萧索。实际上，似此乡野小庙，在民间传统中本为人神杂处互娱之所，坎顶神性空间的端庄凝肃，理应用坎下世俗空间的生息灵动予以对偶均衡，方收人神相谐、水火既济之妙。而现下的村民广场采用强化平行式空间切分节奏的景观布局套路，仿佛仅仅是坎上神性序列一个匆忙的前导与过渡，其对“在地性”的照料和“日常性”的入微方面显有缺失。上下并观，神思有余而人虑欠足，以致整体环境设计功成半阙、未竟全曲。想必，“通神”而不“远人”，是需要在更多经验积累之上才能逐渐领悟并运用平衡的设计辩证法。

策略·再虚构

神话，无非是一场“有意义的虚构”。尽管一切设计本质上都是“虚构”，但对“龙·计划”这一有预谋的空间新神话来说，设计的策略难点在于，如何调动资源把空间的“虚构”组织成为精神性的“意义结构”，同时又不能对文物本体的真实性产生侵害。

事实上，五龙庙在2013年落架大修后，无论是文物本体还是周边环境都已沾染了浓厚的“虚构”色彩。特别是被红墙包围的空荡庙院空间，完全是五龙庙申请文保单位后才出现的“虚构”产物，而此前五龙庙主体一直被当作乡村小学来使用，其原初状态的庙墙界域和形制已不可考。因此，王辉在开始“龙·计划”设计时即已清醒地意识到，这次设计在本质上，就是对文保部门所“虚构”出来的五龙庙既存环境的“再虚构”。

被文保专家所集体默认的五龙庙披檐红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文保领域对环境“虚构”的两个认识误区：其一，是用“类型化”的普泛方式处理“虚构”。一般而论，文保领域内的“遗产”概念，其关联对象必然是一个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因此出自文保专家之手的环境“虚构”，往往与文物本体的独特状态无关，而更多地考虑其是否符合文化共同体对“历史风格”的普遍化想象；其二，是混淆了“虚构”与“伪造”的界限，将文物本体以外的周边环境统一进行仿古式处理，以达到“拟真”甚至“乱真”的和谐效果，但其结果，却往往使文物本体的“真实性”遭到文物环境“虚假性”的强烈破坏，从而将文保对象置于一个真伪难辨的可疑历史状态。五龙庙的“文保院墙”，集中展现了低品质的“类型化环境伪造”对文物本体的伤害——不仅其色彩与五龙庙古朴的形式外观毫不协调，其规制更是破坏了五龙庙作为唐构遗存的可信度。

为校正上述两个误区所带来的偏差，针对五龙庙即存“虚构”环境的“再虚构”，就需要用“创造性虚构”来代替原有的“伪造性虚构”、用“个性化虚构”来代替原有的“类型化虚构”，力求做到“虚而不假、幻而不空”。为此，王辉在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中精心铺陈了三重“虚构”策略：

第一重策略，是“定位虚构”——通过使整体环境“博物馆化”，而将五龙庙本体从原有的宗教定位转化为世俗的知识定位。建筑师巧妙而娴熟地把庙宇主体建筑组织进一条博物馆参观流线，位处展陈“中国古代建筑史时间轴”的东侧“序庭”与西侧的“晋南古建展廊”之间，从而令文物本体化身为巨大的实物展品。而入口“序庭”地面上雕刻的五龙庙足尺纵剖面图及附录其上的文字信息，把五龙庙实体反衬得更像是一个三维空间的知识投影。“定位虚构”让文保空间“再知识化”，把文物本体从被“封印”而对现实无效的“遗产状态”解放出来，成为鲜活的当代知识系统中的有机一环。

第二重策略，是“空间虚构”——经过纵横墙体穿插的“夹壁”处理，五龙庙原本“中心-边界”式的单一空间结构，变成院落层叠互见、但又以庙宇主体为核心的多重环绕式空间聚落。聚落化空间结构增加了五龙庙环境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平添了供人停留、盘桓的多样场所，非匀质的空间内容与形式使五龙庙整体环境变得生机勃勃并气息流转。

第三重策略，是“仪式虚构”——对建筑师来说，在繁复的传统祭仪消失之后如何还能保持五龙庙的神圣感，是一个棘手的形式问题。事实上，传统的祭仪之所以繁复，无非是为了通过冗余的仪式感拉开与凡俗生活的距离，深谙此理的王辉因此特意在前导空间形式中着重强调了“仪式感”和“冗余性”：五龙庙原本的进入方式，是经过一道斜向陡坡直抵高坎上戏台一侧的庙门，然后开门见山地将庙宇主体一览无余。而在王辉的新设计中，不仅把从坎下到台顶的6m高程拆解为两段绕树而行的台阶，并且充分调动东侧空间的横跨与纵深，尽最大可能延展参观五龙庙的前序路径的长度。如果留心观察，从坎下的村民广场入口出发，直到第一眼看到庙宇主体的山墙面，前后共需要经历5次空间的转折。这5次空间转折，正是通过不知不觉的、强制性和重复性身体转向，来达到冗余化的空间烘托目的，最终，这一新“虚构”出来、不断被叠加累进的“类祭仪化”行进过程，通过一条正对五龙庙山墙中轴线的狭长夹道而达到仪式感的高潮——五龙庙以一个相对陌生的“新”面向，成为“知识祭仪”的朝圣终点。

▲改造前庙院下的空间

▲改造后庙院下的村民广场

经此三重全新的“再虚构”——“定位虚构”布设出提纯、抽象、精英化的知识结界；“空间虚构”生产出转折、剔透、变幻的多重景深层次；“仪式虚构”炮制出“三翻四抖”的戏剧化节点与逐渐聚焦的精神序列——建筑师在关系紧张的古典形式传统与当代乡村生活之间，植入了一个与两者都迥异殊隔的现代乌托邦空间“垫层”，整体设计由此散发出某种超现实的“致幻”感：一方面，非真实的“幻觉化”围合环境，强有力地反衬、烘托出五龙庙“真实性”文物本体的崇高价值感；另一方面，这一“超现实”缓冲层，极好地遮挡了周遭无序翻建的“新民居”给五龙庙造成的“现实性”视觉伤害，同时通过超现实空间序列的层层过滤，弱化了喧闹的世俗生活对神性领地的袭扰。尽管为都市实践所习用的以统一、抽象、纯粹为特征的乌托邦化空间设计手段，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常显得“不接地气”，但用于此设计中整体超现实氛围的营造，却堪称妙手偶得——“去时间化”的衬底环境越纯净、虚幻，五龙庙作为历史孑遗的“真实性”和沧桑感反而越强烈。似乎证明了“诸法空相”的逆命题，或许是“空相皆法”。

形式·结法缘

王辉最初、也最中意的一张草图是粗糙的两面平行墙体夹峙形成强烈的一点透视框景，堪堪将五龙庙山墙立面涵纳其中。这张最终完美变现的草图集中体现了建筑师在整个设计中的形式追求——“有法度的视觉”。

与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庙宇一样，五龙庙正殿的中轴线位处正南北向，其南面建有一座用于娱神的清代戏台。但仔细观察，这个戏台并非位于五龙庙正殿的中轴线上，而是略微偏西坐落，也就是说，五龙庙主体的空间中轴线，并未通过连接戏台与正殿的中央甬路铺砌而被正确地标示出来。同样，五龙庙原来的入口偏居戏台东侧，与主体建筑的中轴线之间也没有任何对位关系。类似的不精确情形在形制较低的乡土建筑中极为常见，生动反映了民间营造的自由风貌，但却偏离了王辉为五龙庙所预设的精准知识状态。于是，建筑师就借助一系列的空间再造，来重新规定参观者对五龙庙“正确”的观看方式，并通过高度理性和精密的视觉对位控制，把原本带有几分“野气”的五龙庙整合进一个按照抽象的知识观念组织起来的、严格的理性关系结构，是谓“结法缘”。

首先，确保坎顶平台上所有的新建墙体，都处于严格平行于五龙庙正殿的正交体系中，以此简明的标准参照系来保证古典透视法的有效性和统一性；其次，依托该正交体系，抽取对五龙庙正殿之东、西、北三个立面中轴形成一点透视的精确角度，通过建筑处理来设置对位轴线的引导性看点。东侧两墙夹道形成的轴线感最强，西侧单墙破缺形成的轴线感弱之，而北侧以凸出观景台的方式形成的轴线感最弱，尽管如此，在这三条被精心定义了观看方式的轴线上，都可以清晰“凝视”透视变形最小、甚至逼近绝对知识状态的建筑立面，很大程度上校正了传统上对五龙庙形象较为散漫的乡土化认知；再次，在正殿的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角向上，或利用悬挑正交的框景、或利用坐凳及景窗洞口，同样精心安排了四个两点透视的经典角度。如是，三个一点透视、四个两点透视的周密视角预设，确保了对五龙庙正殿的观看，并非随意、偶然、和连续，而是在一个法度谨严的知识格局中精准地定位展开的。

之所以选择对文物本体预设如此定点化、绝对化的观看方式，显属建筑师迫于无奈的变通之举。由于五龙庙主体建筑的规制不高，其“耐看”程度，远低于佛光寺、南禅寺这样堂皇而精美的唐构，因此建筑师不得不运用空间手段，让人更愿滞留在精选视角的远观区域，被“法相庄严”所摄而无意抵近亵玩。但也正因对“法度视觉”的严格追求、甚至过度设计，导致东侧次轴线被太过强调表现，同时在流线安排上也缺乏对顺畅进入正殿大门的转折引导，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五龙庙传统中轴的统率性认知地位。另一方面，过于严谨的“法度空间”缺乏偶然的趣味性，而设计者对静态对位视觉的偏爱，则让建筑少了几分适意的身体自在感，令人对这一设计的最终形式难免产生“巧而不妙、神而未灵”的些许遗憾。

棋谱·新典范

对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进行批判性复盘，无异于一次智识的探险。设身处地，照谱拆解犹自目眩神伤；换位思考，可知建筑师处于高度紧张的真实博弈状态下原创性工作之艰难。实际上，在规矩森严的建筑文保领域，贸然闯入的建筑师若想探索全新的创作道路，不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文物本体严格的保护限制，更要有极大勇气直面担当来自体制内部的范式化压力。

中国具有漫长“官修正史”的传统，历史叙事的“文化合法性”往往取决于叙事者的“身份合法性”。体制内的建筑文保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官修正史”这一传统的当代延续与拓展。而这种对“历史叙事资质”的变相垄断，导致长期以来对中国建筑历史的文化叙事很难在更具批判性和多样性的意义上深入展开。在如此逼仄的叙事语境下，“龙·计划”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以令人耳目一新的人文态度、运筹策略和空间形式，成为全面突破既有历史空间“官式记忆”模式的一次文化创新，堪称中国建筑文保领域一个难能可贵的“新典范”。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新典范”的价值并非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能够率先打破惯性化的文化平衡态，并通过模式创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演进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不仅为龙泉村的村民创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新生境，更在建筑师不敢轻易涉足的传统文保领域进行了颠覆性的创新实验。尽管实验的结果对中国建筑固有的文保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社会各界对这一创新实验的广泛欢迎和赞誉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富于原创精神的设计师，会由于“五龙庙实验”的启发和感召，跨界进入一向封闭的建筑文保领域。而随着他们的加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当代文物建筑保护模式，或将在五龙庙的创新实验基础上孕育、生成。

庙不在大，有龙则灵。

本文原载于《建筑学报》2016年8期